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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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
[法]居伊?德波撰,王昭凤译
代译序: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张一兵)1
  《景观社会》第三版序言1
  第一章完美的分离1
  第二章作为景观的商品11
  第三章表象内部的统一和分裂19
  第四章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29
  第五章时间和历史55
  第六章景观时间67
  第七章领土治理75
  第八章文化内部的否定和消费83
  第九章物化的意识形态97
  附录103
  一、 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105
  二、 漂移的理论150
  三、 异轨使用手册155
  四、 情境主义者关于交通问题的提纲162
  五、 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164
  六、 关于文化革命的提纲168
  七、 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171
  八、 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177
  九、 《景观社会》二十年(讨论)186

著 者:(法)居伊?德波
译 者: 王昭风
I S B N: 730504508x
页 数: 166
开 本: 大16开
封面形式: 简装本
出 版 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7-5-1

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法国思想家、导演,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与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全部6部电影[1],其中包括晦涩的《隆迪的狂吠》和名作《景观社会》影像版,共分三碟发行。德波生前曾禁止他的影片发行和传播,死后他的电影才得以流出,2001年威尼斯和2003年山形纪录片电影节[2]都做过回顾展。
薄薄一本《景观社会》,被人誉为“当代资本论”。它既是德波的成名之作,也是德波的代表作。德波笔下221节描绘景观社会的“哲理诗”,就其深刻精辟的内容而言,它们的确具有类似于“资本论”的智慧与洞见;就其简洁犀利的形式而言,它们丝毫不逊色于帕斯卡或尼采的那些令世人震惊的格言警句。在德波看来,景观社会的最突出特征是“世界已经被拍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阶段,景观与柏拉图以来的主体虚位的镜像不同,景观是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本书中译者认为,德波的景观本质上不过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因此,与马克思分析的商品社会相比,这是一种役人于无形的更加异化的社会。在这一意义上,秉承了先锋派艺术理论遗产,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血脉相联的德波,其思想正处于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演变的过渡点上。
景观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依赖视觉、重视图像”,表面上看,这一特点是“世界被拍摄”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它也正是“世界被拍摄”的真正动因,两者实则互为因果。德波说,“当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图像,简单的图像变成现实的存在和催眠动力,景观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将迫使人们通过各种特殊化的媒介来看世界(它不再被直接把握),此刻,自然就会发现‘看’将是特权化的人类感觉,而触摸的感觉属于另一时代,抽象的最大化,而神秘感的最大化也在当下日常生活普遍的抽象中应运而生。”当真实世界被抽象为形形色色的符号或“被拍摄成”景观与影像时,费尔巴哈那著名的“咒语”就变成了触目皆是的真实叙事:虚幻的影像反倒变比真实世界更为真实,至少看上去如此。
当然,《景观社会》毕竟不是《资本论》,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众所周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关注工厂,强调阶级斗争,但《景观社会》高度重视的却是社会再生产、新的消费形式、城市及日常生活以及在马克思逝世多年后才悄然崛起的媒体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关注时间和历史不同,德波的“景观社会”更多关注的是空间和社会结构。此外,德波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补充了文化解放和日常生活变革的课题。
第一章
完美的分离
然而,对于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理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只有幻象才是神圣的。事实上,神圣性正依真理之减少和幻想之增加的程度而增加,所以,最高级的幻想也就是最高级的神圣。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
1.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一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2.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contemplation)、孤立的(seule)伪世界。这一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作为生活具体颠倒的景观,总体上是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
3.景观同时将自己展现为社会自身,社会的一部分,抑或是统一的手段。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景观是全部视觉的全部意识的焦点。正是由于这一领域是分离的这一真正的事实,景观才成了错觉和伪意识的领地:它所达到的统一只不过是一种普遍分离的官方语言。
4.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5.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现。
6.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景观是对在生产领域或由生产所决定的消费领域中已做出的选择的普遍肯定。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景观总是现存体制条件和目标的总的正当性的理由,景观也是这种正当性理由的永久在场,因为它垄断了耗费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大部分时间。
7.分离( separation)本身是统一世界的一部分,是分裂为现实和影像的全球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自主景观所对抗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包含了景观在内的现实总体性。但是.这一总体性的内在分裂危害到如此程度,以致景观似乎就是它的目标。景观的语言由主导生产体系的符号(signes)所组成,这些符号同时也是这一生产体系的最终的和最后的目标。
8.不能抽象地将景观与其体的社会活动相对立,这一划分本身就是分裂的。伪造现实的景观不过是这一现实的真正产物,反之.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景观静观所侵蚀,并以与景观结成同盟和将其同化与吞噬为终结。客观现实就是景观和真实社会活动这两方面的现状。以这一方式确立的每一概念除了这一基础外,没有任何转向其对立面的通道: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alienation)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
9.在这一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10.“景观”概念使大量表面上明显不同的现象相互联系,并对其做出了阐释。这些现象的差异和对立均源自于社会组织的表象( apparences),这一社会组织表象的本性自身必须被认识到。就其自身的条件而言,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但是触及景观实质的批判把景观展现为生活看得见的否定。展现为采取了明显可见形式的生活之否定。
11.为了描述景观及其形式、功能和反对景观的各种力量,必须特别加以区别某些不可分离的因素。人们分析景观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景观自己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得不穿越景观所表达的这个社会的方法论领地。因为景观是我们特定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和记录,它同时也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历史运动。
12.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实现了。
13.景观同义反复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并永远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
14.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决非偶然或表面的就是景观的,景观恰是这一社会根本性的出口。在景观—统治经济秩序的视觉映像中,目标是不存在的,发展就是一切。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
15.作为当今物品生产不可缺少的背景,作为制度基本原理的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塑造不断增长的影像对象(d'images-objets)的发达经济部门,景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
16.景观征服现实的人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已经完全控制他们。景观一不过是独立的发展中的经济。景观是对物的生产的真实反映,是生产者的虚假对象化。
17.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I'être )向占有( avoir )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的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avoir )向显现( paraitre)的普遍转向。由此,一切实际的占有现在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同时一切个体现实都已变成为社会现实,在这一意义上,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的完全塑型。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事实上是真实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
18.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因此。看的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但是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影像加声音的问题。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
19.景观继承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部缺点,亦即试图依据(voir)的范畴来理解活动,并将自身建立在精确的技术理性的无止境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哲学传统正来源于这一思想形式。景观没有实现哲学,而是将现实哲学化,并将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简化为一个思辨(speculatif)的世界。
20.作为分离(séparée )思想之力量与分离(séparé)力量之思想的哲学,从来就不能独自替代神学。景观是对宗教幻觉的具体重构。景观技术没有驱散人类将自己异化的力量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雾,相反,它只是将这些迷雾降落到人们生活的尘世,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日益变得暖昧不清和令人窒息。代表对世俗生活整体拒绝的幻象天堂不再投向苍天,而被植入世俗生活自身。景观是一种将人类力量放逐到“现世之外”,并使人们内在分离达到顶点的技术样式。
21.只要需要是一种社会梦想,这一梦想也将变成社会需要。景观是被囚禁的现代社会的梦魔,它最终表达的不过是这一社会昏睡的愿望。景观是昏睡的监护人。
22.与社会相分离并在景观中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现代社会的实践力量,只能通过这一事实来解释,即这种强大的实践力量始终缺乏内聚力,且其自身又充满了矛盾。
23.景观之根就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力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话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景观是等级社会的大使,在这一社会中,它发布官方信息并禁止其他话语。因此,景观最现代的方面也是最古代的。
24.景观是关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讲,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是其自身生活所有方面极权管理阶段的自画像。景观关系的那种拜物教和纯然客观的表象,掩盖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特性:一种带有其必然规律性的第二自然对我们环境的统治。但是景观并不是被当作自然演化的科技发展之必然结果。相反,景观仕会是选择其自身技术内容的一种形式。如果从“大众传媒’(它们是最显著的表面现象)的具体意义上来理解景观,景观好像以单纯技术装备的形式侵蚀了社会,其实,这种装备绝不能被理解为是中立的,事实上它是与景观内在动力学一致发展起来的。如果某个时代这样的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其社会需要只能通过其中介来满足。如果这个社会的管理和人们的一切交往整体上只能依赖即时交往手段,那这只是因为这种“交往”本质上是单面的。所以,这些大众传播媒体的集中,意味着交由现存体制管理者处理的手段的集中,这些手段能够使他们贯彻一种特定的管理形式。反映在景观中的社会分离与现代国家密不可分。这种社会分离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不但是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全部社会分裂的集中表达。
25.分离是景观的全部。以阶级分工形式表现的社会分工导致了最初的宗教冥想形式:全部权力总是把自身伪装起来的神话秩序。宗教论证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秩序的合理性,而这种秩序是和统治者的利益一致的;它诠释并美化了这种利益,而这正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做到的,于是所有这样分离的力量就都是景观性的了。但是这种初期的、普遍的、对凝固的宗教意象的信仰和忠诚,只不过是一种对缺失的共同认可,是对作为普遍经历的一种整体环境的具体仕会活动的匮乏的虚构的补偿。与此相反,现代景观则描述了社会所能做到的,但在这种描述中,允许做的事情与可能做的事情是截然对立的。在人们生存状况的实际改变中,景观使人们保持了一种无意识状态。像一个伪神圣的上帝。景观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景观展示其所是:一种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基础的、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的、产生于一种日益精确地将劳动分工碎片化为姿势和动作的自在发展的分离力量。于是,工作的目的就只是为了不断扩展的币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力量不可能再重新统一起来。
26.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已消除掉了任何对已完成活动的统一的观点,消除掉了生产者之间的全部直接交往。伴随材分离产品的日益聚积和生产过程的不断集中.统一与交往被这个制度的管理者所垄断。这一分离经济体制的成功就在于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
27.由于这一分离的分离生产的真正成功,在早先仕会中与人们的原初劳动密切相联的基本经验,已处于与被动性和非劳动领域相联的生活的认同所取代的过程中(在这一分离制度进化的高峰)。但是这种被动性绝不是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被动性,它以一种既心神不安又向往地屈从于生产制度的需要和结果的形式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本身就是这一生产合理性的结果之一。在活动之外不存在自由,并且在景观中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所有真实的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因此,人们所提及的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即日益增长的休闲时间,既不是劳动自身的解放,也不是由这类劳动所塑造的这一世界的解放。没有哪一种在劳动中被掠去的活动,能够通过屈从于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重新获得。
28.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孤立(L’solement)的循环生产,它的技术以孤立为基础并献身于这种孤立。从汽车到电视.景观系统选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作为不断强化制造“孤独人群”的武器,同样也服务于这一景观体系。景观不断地、更加精确地重新发现自己的种种假定。
29.景观源于世界统一性的丧失,现代景观的巨大扩张表现了这一丧失的全部。所有个别劳动的抽象化与整个生产的普遍抽象化,均在景观中完美地显现出来,它的具体化存在方式就是精确地抽象。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一部分把自己展示给世界,并且优越于整个世界。景观不过是这一分离的共同语言。观众只是通过一种他们单方面的关系与真正的中心相联系,这一中心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隔离。因此,景观重新统一了分离,但却是以他们的分离将他们重新统一。
30.屈从于预设对象(是他自己无思活动的结果)的观众[spectateur]的异化,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预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景观与积极主动的主体的疏离,通过以下事实呈现出来:个人的姿势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而后者又将这些姿势展示给他看。观众在哪里都感到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
31.工人并不生产自身,他生产出一种独立于他们自身的力最。这种生产的成功及其产品的丰裕,则作为一种剥夺的丰裕为生产者所经历。由于异化产品的日益骤增,全部的时间和空间变得越来越外在于他们。景观正是这一新世界的地图,这幅地图刚好等于景观所描绘的疆域。那些逃离我们的力量,以其全部力量向我们展示了它们自身。
32.景观的社会功能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经济的扩张根本上构成了这一特殊工业生产部门的扩张。为了自己的缘由通过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增长”,只能是那些本源就是如此的一种真正异化的增长。
33.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他们的生活越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他们就越是被排除千这一生活之外。
34.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
第二章
作为景观的商品
商品只能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性范畴时才能以其不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只有在这一联系中,由商品关系所产生的物化对于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个人对其采取的态度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在这时,人的意识的屈从对物化所认为的表现方式才变得具有了决定意义……正像劳动已日益理性化和机械化,这一屈从正被这一事实所强化:人们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主动性和越来越多玄想。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35景观的自我运动是:它妄称自己是人类活动中以流动状态存在的一切方面,以便以一种将活生生的价值颠倒为纯粹的抽象价值的凝结状态的东西来加以占有,在这些迹象中,我们认出了宿敌——商品,乍看起来它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显而易见,而实则相反,它是如此复杂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精妙。
  36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原则——社会以“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统治,在景观中得到绝对的贯彻,在景观中真实的世界被优于这一世界的影像的精选品所取代,然而,同时这些影像又成功地使自己被认为是卓越超群的现实之缩影。
  37景观使之可见的立即在场和不在场的世界,就是商品统治一切有生命之物的世界。这样,商品的世界就是展现它之所是的世界,因为它的逻辑与人们彼此之间的疏远( e'loignement)和人们与自己所生产全部产品的疏远是同一的。
  38在景观语言的每一个层面上,从景观所称颂的对象到由它所控制的行为,品质如此明显的消失,这产生于它逃避现实的生产制度的基本特性。商品形式将一切事物都减化数量的等同性。数量正是商品形式所发展的,并且它只能在数量上发展。
  39尽管这一发展排除了质,但这一发展自身还是屈从于质的变化。景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跨入了它自己的丰裕性的门内。尽管质的变化至今只是部分地在很少几个地方发生过,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暗示了这是商品的原初准则——通过将整个世界变成单一的世界市场,商品已经实践了这一准则。
  40生产力的发展是事实上已经创造和改变了人类族群生存环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历史,这一环境能够使人类生存,并进一步扩展了它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人类事业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内,商品部门的出现代表着生产的过剩。商品生产,意味着各种不同的产品在独立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在很长时间内它只是保持在小规模的手工艺方面,并如其所是被归属于边缘经济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量的事实仍然是隐藏着的。但是,当商品生产达到大规模商业和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时,它就会夺取对经济的全部控制权。那时,整个经济就变成商品向它自身所展示的那样,即处于这样一种征服的进程之中:数量发展的过程。以商品形式不断扩张的经济力量把人类劳动变为商品劳动,变为雇佣劳动( salariat),并最终导致一种充裕状态。在这种充裕状态中,生存的主要问题无疑已经解决,但是通过这一方式,同样的问题又在更高的水平不断地被重新再生。经济增长已将社会从强迫他们为了生存同其进行直接斗争的自然压力中解放出来;但至今他们并未从他们的解放者手中解放出来。商品的独立性扩展到由商品所统治的整个经济领域中。经济改造世界,但它仅仅把世界改造为一个经济的世界。在人类劳动中异化的伪自然,需要这种异化劳动永远处于服役状态;因为这一需要已被设计并只对自己负责,它要得到全社会的成就和事业的总体作为它的仆人。商品的丰富性——也就是商品关系的丰富性,不过等于提高了的生存状态( survie augmente'e)。
  41只要作为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经济仍起作用,既没引人注意也没被人理解(因为熟知非真知),商品对经济的统治权就会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发挥影响。在现货商品稀少的社会,货币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它担任起全权大使并代表一种未知的巨大力量。伴随工业革命时期制造业的分工和满足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到来,商品作为一种拓殖进(occuper)全部社会生活的力量,最终变得成为完全可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将自己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统治的科学建立起来。
  42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l’occupation)社会生活的时刻。商品化不仅仅是可见的,而且那就是所见到的全部:所见到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大了它的专政。在很少工业化的地区,商品的统治业已为少数明星产品的到场,为工业化更加先进地区的所强加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所证实。在工业先进的地区,社会空间为不断更新的商品地层的叠加所覆盖。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的消费作为大众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只是一种附加的异化的生产。社会的全部出售劳动已变成了总商品,这一总商品的持续周转一定会被不计代价的维持。为了实现这一切,这一总商品不得不以片断的形式返回到碎片式的个体状?,而这种碎片式的个体已与生产力的总体运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为此目的,占统治地位的专门科学进一步分解并更加专业化,像社会学、应用心理学、控制论、记号学等等,而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的自我调节,必须要受到监督。
  43尽管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把无产阶级视为必须获得最少的绝对必要的报酬,以保持其劳动能力的工人,而从未看到他休闲和人性的一面;这些统治阶级的观念,当商品生产达到丰富的水平,需要从工人那里获得协作的剩余时才会转变。突然间,工人从各种生产组织和管理所清晰展示出来的、对他的完全的轻蔑中被挽救出来,发现他每天游离于生产之外,全然一副消费者的姿态,表面上看,也被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以礼相待。在这一点上,商品的人性掌管着工人的“休闲和人性”,这只是因为现在政治经济学能够并必须作为政治经济学统治这些领域。因此,“对人性的完美的否定”便已接管了人类存在的总体。
  44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心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可消费的生存必须始终增加,因为它继续内含贫穷(privation)。如果提高了的生存状态从未得到过解决,如果根本就不存在提高了的生存状态终止其提高这样的地方,这只是因为它自身已陷入穷困的王国之中,提高了的生存状态是一种镀金的贫穷,但它不可能超越它。
  45自动控制,不但是现代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而且也是现代工业实践的典型,它迫使商品体系不得不解决以下矛盾:客观上取消劳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同时保留作为商品的劳动。阻止自动控制(或任何其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那么极端的方法)减少社会总体必需劳动时间的唯一方式是创造新的工作形式。因此,常备失业大军将被招募进第三或“服务业”部门,强化军队以对分配和美化最新的商品负责;在这一点上,上述做法是服务于真实需要的,在这一意义上日益扩大的各种军备、政治、商业活动,对于说服人们去购买日益增长的他们非必需的商品是必要的。
  46交换价值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代理人才能出场,但依靠它自己的武器最终所取得的胜利为它的自治权力创造了条件。通过动员全部人类的使用价值并垄断它的实现,交换价值最终成功的控制了使用价值。根据交换价值的有效性,使用价值变得纯粹是被观看的,并且现在它已完全被交换价值所摆布。作为使用价值雇佣兵出发的交换价值,为了自己的缘由而终结了它发动的这一战争。
  47那种一直刻画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使用价值的不断下降趋势,在提高了的生存状态中与仍然持续着的旧的穷困相并列,产生了一种新的穷困形式。因为绝大多数人仍然被迫作为工资劳动者参加到对这一体系目标的无休止的追逐之中,并且每一个人都清楚他或者屈从这一体系或者默默死去。这个勒索的现实——这一事实,即使以其最穷困的形式(如食物、住所),使用价值也没有超出提高了的生存状态的丰富幻想之外——这说明了现代商品消费的幻想已被普遍接受。真正的消费者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商品是这一物质化的幻想,景观是它的普遍表达。
  48从前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一个暗含的方面,然而,在目前被倒转的景观世界里,使用价值必须被明确显示出来,这不仅因为它的真实的现实被过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所侵蚀,而且还因为伪造的生活需要一个虚假的理由。
49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也是全部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代表,作为其使用价值无法比较的不同商品的可交换性的代表,统治着社会。当商品世界的总体表现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景观作为整个社会所能成为和所能做的东西的一般等价物,便成为货币的发展了的现代补充物。景观只是供人注视的货币,因为在景观中,使用价值总体已经被替换为抽象表征的总体。景观不仅仅是伪效用的仆人,它本身就已经是生活的伪效用。
  50与经济丰裕的成就相伴随,社会劳动的集中结果成为可见的,并且使全部事实屈从表象,这一表象实际上是劳动的产物。资本不再是统治生产过程的无形的中心;因为它的积累以有形物体的形式一直蔓延到地球的尽头。整个社会的膨胀就是它的肖像。
  51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经济的胜利,同时也是它自己的毁灭,因为它释放的能量消除了经济的必要性,而这是先前社会的永恒不变的基础。当经济必要性被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所取代,这只能意味着人类原初需要的满足(现在已很难遇到)就会被接连不断的伪需要的伪造物所取代,所有这些伪需要最终都被归结为维持自治经济(le'conomie autonome)统治的单一的伪需求。但是在它从不知不觉所依赖的社会无意识中显现出来的限度内,自治经济失去了与真实需要的全部联系。“无论意识的东西怎样折腾,无意识的东西保持不变,但一旦无意识获得自由,它也将迅速走向毁灭。”(弗洛伊德)
  52一旦社会发现它依赖于经济,实际上,经济也依赖于社会。当经济的地下力量之成长达到显而易见的统治的程度,它也就失去了其权力。那里有经济的身份,那里就将有我(je)(经济的身份必须被我所取代)。这一主体只能从社会中产生,换句话说,只能产生于社会内部的斗争。它的存在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经济基础的产物也是其生产者。
  53欲望的意识和意识的欲望,是同样的事业,这一事业以其否定的形式寻求废除阶级,寻求工人直接占有他们活动的每个方面。这一事业的对立物就是景观社会,在那里,商品在它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凝视着自己。
第三章
表象内部的统一与分裂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概念的这一新的热烈争论,正成为中国社会的哲学前沿问题。这场争论是一场斗争,一场支持和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者之间的斗争,一场资产阶级观念和无产阶级观念之间的斗争。那些坚持“一分为二”的人站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的立场上;那些坚持事物的基本原理是“合二为一”的人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两派界限分明,论点截然对立。这场争论是正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红旗》杂志,北京,1964年9月21日)
  54景观,像现代社会自身一样,是即刻分裂(divise')和统一的。每次统一都以剧烈的分裂为基础。但当这一矛盾显现在景观中时,通过其意义的倒转它自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展现分裂的是统一,同时,展现统一的是分裂。
  55尽管据官方说,控制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表现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但实际上,不但在国际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它们都反映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统一。
  56在分离力量对抗之间的景观的虚假斗争同时又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表达了一种曲折的和充满冲突的发展,或多或少表达了阶级利益或部分的阶级矛盾和利益,这些阶级已经接受了这一制度,并在这一制度内为他们自己努力开辟一条通道。正如最先进经济的发展卷入了不同优先权之间的冲突,极权主义国家官僚政治的经济管理形式和在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控制之下的国家也显示出了生产和权力的极其不同的类型。通过诉诸许多相异的标准,景观能够将这些相互对立的事物,作为截然不同的社会体系完整地展示出来,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个特定的部分,一个本质上属于包含它们的全球体系的特定部分,这一体系只有一种单一的运动:即将整个地球都转化为资本主义运动的场地。
  57实现了景观的社会不能单单借助于它的经济霸权统治不发达的地区,它还要作为景观社会统治它们。即使不发达地区的物质基础仍然是缺乏的,现代社会还是通过景观侵蚀进每一个大陆的社会表面,它已为本土统治阶级的形成和设计其议程创造了条件,正如它向垂涎它的人献上假冒商品,它也向地方革命家提供虚假的革命模式一样。在特定工业化国家执政的官僚政治政体有它们自身特定的景观类型,但是起着虚假反对和实际支持作用的官僚政治政体是全球景观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即使景观的地方表现形式包含着控制和沟通的特定的极权主义的专门化,从这一系统整体机能的立场看,在景观任务(t ches spectaculaires)的全球分工中,这些专门化只不过扮演了他们被分派的角色。
  58虽然这一景观分工的任务,总体上保护了现存秩序,但它更主要是保护了它居支配性地位的发展的一极。景观扎根于丰裕经济的沃土之中,这一经济的结果最终统治了景观市场,并跨越了由地方性景观假借独立自主之口建立的意识形态的或极权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59在景观娱乐的灿烂光环背后,一种平庸化(banalisation)的趋势支配着世界现代社会,即便在这里,商品消费更加发达的形式仿佛又增加了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角色和对象。宗教的和家庭的残余(家庭仍然是传递阶级力量的主要机构)与由这两种习俗所制约的道德压抑的残余相并列,正好与这一世俗满足的虚夸自负相混合,因为在这一特定世界的生活,依然保留着压抑并提供虚假满足。也许对现状自鸣得意的认同和景观造反是共存的——一旦丰裕经济发现了将其生产方法运用于特殊原料的方式,令人不满的事物本身就变成了一件商品。
  60媒体明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存在的景观代表,通过一种可能角色形象的对象化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陈腐和平庸。作为一个表面生活(ve'cu apparent)的专家,明星是那些补偿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碎片化和生产专门化的人们所认同的表面化生活的证明物。名人的功能就是以一种全面的、完全自由的风格,实践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观点。他们通过戏剧化表现的社会劳动成果的副产品,体现了常人难以达及的社会劳动的成果,这一社会劳动成果的副产品竟魔法般地将自己置于社会劳动成果之上,并作为它的最终目标:权力和休闲——决策和消费是这一永远不被置疑的过程的主要部分。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可以将自身人格化为一个伪明星;另一方面,消费明星又可认可自己为超越生活之上的伪权力。但这些明星的活动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真实的选择。
  61像明星一样,在舞台表演的景观代理人与个人是矛盾的;非常明显,他是自己个性的敌人和是他人个性的敌人,这是一样的。为了作为一个典型进入景观而被认同,为了将自己认同为顺从物的过程的一般法则,景观代理人拒绝了所有自主(autonome)的品质。尽管从表面上看消费明星代表了不同的个性类型,但实际上消费明星展?的每一种个性类型都享有同等进入整个消费王国的权力,都有源自于整个消费王国的同样的幸福。判定一个名人必须看他是否拥有公认的人类品质的全部声誉。明星之间的正式差异,被预想的他们在一切事情都是优秀的这种无可逃避之暗示的官方相似性所抹杀。作为政府首脑,为了对库尔斯克战役的后果负责,赫鲁晓夫不得不成为一个将军——当然这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二十年之后。作为演说家生还的肯尼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正在发表自己的葬礼演说词,因为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作为他的继任者,正以同样的风格持续地写作演讲词,这一风格就是他创造出一种以已辞世的人的角色进行的演讲。那些赋予这一制度以人性的、值得赞美的人们之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们仿佛所是的那样;他们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都事功于最渺小的个人生活的现实,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
  62由景观丰裕提供的虚假选择,发展成了强烈忠诚于数量琐事的虚幻品质的斗争,这一虚假选择以至今相互强化的景观竞争的叠加为基础,以至今明显相互联系的角色叠加为基础(角色主要通过物来象征和体现)。虚假陈旧的对立——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被复活,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消费体制中有助于赋予世俗等级一种具有不可思议魔力的本体论上的优越感,并且从竞赛性的运动到选举,通过一种永无休止的滑稽荒唐的竞赛和竞争,伪娱乐和嬉戏的狂热被唤醒。无论在那里,丰裕的消费被建立,一种特定的景观的对立:即成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对抗就总是处于虚假角色的最前线。但实际上,真正的成年人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发现过。现实存在的青年人的变革绝不是那些当代青年的特征;青年只是表现在经济制度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活力中。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就是:物的统治和永远年轻;物的竞争和相互替代。
  63景观对立遮蔽了一种贫困的统一(l unite' de la mise`re)。如果同一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借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幌子彼此斗争,这只是因为他们全都以被压抑的真实矛盾为基础。依赖它拒绝而又支持的贫困的特殊阶段的必然性,景观以一种集中和弥散的形式而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不过是在平静的贫困中心被忧伤和恐惧所包围的一种幸福和谐的影像。
  64集中的景观从根本上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相联系。尽管作为一种技术,它也许是为了在落后的混合经济中强化国家权力而被引入的,或者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定危机时期被采用的。官僚政治所有权本身就是集中的,因为个别官僚主义者在官僚政治共同体内,只能以其官僚主义者的成员资格参与到全部经济所有权之中。商品生产在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社会较少发展,它同样也采取了一种集中的形式:被官僚机构把持的商品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它出售给社会的是社会的大批残余物。官僚政治经济的专政,不可能对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一次重要选择的余地,因为它必须选择一切事情,它独立做出自己的全部选择,无论这一选择是关于食物、音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因此,这意味着它已向自己宣战。这一专政必然伴随着持久的暴力。官僚政治景观利用一种官方声明,说明了包含一切现存事物的好形象,这一好形象常常集中于某一单独的个人身上,这个人成为极权主义凝聚力的保证人。每一个人必须不可思议地将自己或认同为绝对的名人或无声的消失。这个每一个其他人的非消费的主人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英雄形象掩盖了由恐怖所促进的这一制度的原始积累所引起的绝对剥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习毛泽东,并因而成为毛泽东,那是因为他能变得什么都不是。哪里集中景观在统治,哪里也就是警察在统治。
65弥散的景观与商品的丰裕相联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受干扰的发展相联系。这里的每个个别的商品,都凭全部商品产品庄严伟大之权威,都借景观赞美的商品目录之美名被证明是正当的。各种矛盾的要求在富裕经济的统一景观舞台上谋求有利位置,并且,不同的名牌商品同时促进了相互冲突的社会政策:汽车景观要求摧毁老城区以完善交通网络,而城市景观自身又要求保留老城区变为博物馆。因此,声称源自于整体消费的成问题的满足在起点上就是让人失望的,因为真实的消费者只能在这一商品天堂的一系列碎片中如鱼得水,而这一系列碎片却总是缺乏属于其整体的品质。
  66每个特定的商品都为自己而战斗。它不承认其他商品,并努力到处施加自己的影响,好像它是世界的唯一存在。这时,景观就是这一战斗的史诗,一首无论任何特洛伊城被攻陷都永不结束的史诗。景观不歌唱人类及其武器的荣耀,它颂扬商品及其激情。每个商品都追随着自身的激情进行盲目的斗争,却不知不觉实现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东西:商品的全球化同时也是全球的商品化。因此,作为商品的狡计的结果,当商品的每一个特殊表现形式都最终阵亡时,一般商品形式却持续向前发展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
  67在商品丰裕的情境下,不再来自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满足,现在通过对作为商品的它们价值的认识来寻求:为了商品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它的使用价值对自身是充足的),消费者充满了宗教般的激情。对特定产品的热爱通过全部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迅速以闪电般的速度播撒开来。电影激发了时尚狂热;杂志宣扬了夜市的发达,在那里依次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新鲜商品。各种流行小玩意的扩散增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商品的大众已变得日益荒谬,而它自己的荒谬竟又成为了一种商品。像钥匙链这类与购买奢侈商品一起被免费赠送的精美小饰品,在这一领域来来回回被交换,已远离了其原初使用价值,它已担当起商品超验精神神秘自我放纵的证人。那些收集精美小饰品的人(这些小饰品被加工出来只是为了被收集)正积聚起商品的放任(indulgences)——在忠信之中商品真实在场的显赫象征。这样,物化的人正式宣布了他与商品的亲密关系。像古老宗教拜物教一样,与它不能自已的狂喜和不可思议的奇迹相一致,商品拜物教也创造出了它自己空前炽热兴奋的时刻。全部的使用价值只为一个目标:生产习惯性的顺从。
  68被现代消费主义所强加的伪需要,不能与不是由社会及其自身历史所创造的不再是他们自身的真实需要和欲望相对立。但商品的丰裕代表了社会需要有机发展的总体断裂。它的机械积聚解放出了一种压倒一切生活欲望的无限的人造物(artificiel illimite')。这一自主人造物的不断堆积的力量又以伪造全部社会生活为终结。
  69在真实消费领域消费者的下一次幻灭发生之前,直达消费社会幸福统一的形象,不过是搁置了他的真实分离的意识。每一个新的产品都被隆重地宣称为独一无二的创造物,都能提供一条通往总体消费希望大地的光明捷径。正像上流社会总是采用尊贵的贵族的第一个名字这事,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一代人都具有这一名字一样,那些提供给大众的、自称独一无二的物品其实正是因为他们是被大量生产的。这类普普通通的商品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威望只是由于这一事实:尽管非常短暂,但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它们已经名列前茅,它们已被拥戴为对生产深不可测目的和秘密的一种揭示。但在景观中这种赢得地位与声望的物品,一旦被消费者或全部其他消费者带回家中消费,它就变得的十分平庸。这暴露了它自身本质上的贫乏,这种贫乏反映的正是它生产的贫乏,但这一揭露来的太迟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物品正作为这一体系的代表取代它,并要求它自己的喝彩瞬间。
  70由这一制度提供的满足的欺骗性,被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产品持续的交换所曝光。无论是在弥散的景观还是在集中的景观中,以傲慢自大的不断变更的方式,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不可变更之绝对优秀的本性,正是这一体系保持活力之所在。像任何一个过时的商品那样,斯大林正在被那些起初支持宣传他的力量所讨伐、谴责。广告产业的每一个新的谎言都是对其先前谎言一种招认。伴随着每一个极权主义权力化身的垮台,那种毫无异议认可他的虚幻共同体(communaute'illusoire)只不过显露为一种没有任何幻想的孤独的人的串通。
  71景观呈现的作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其实仍然以变化为基础,并一定随着其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景观整体上是教条的,但同时又不能真正达到任何纯粹的教条。对它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这一变化无常是景观的自然状态,但这又与它天生的倾向相反。
  72景观宣称的虚假统一掩盖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实统一之下的阶级分裂。迫使生产者参加世界建设的力量,也是将他们从中驱逐出来的力?。从地方性和民族性局限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相互发生关系的力量,也是把他们拆开的力量。要求一种不断增强的合理性的力量,也是滋养等级剥削和压迫的非理性的力量。创造社会抽象权力的力量,也是创造其具体的不自由的力量。
第四章
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
对这一世界所有商品和娱乐的平等权利的要求,对所有权威的毁灭,对全部道德约束的否定——总之,这些就是目的,就是在三月十八日起义和由军队装备起来的恐怖组织的宪章产生之后所要求的目的。
[《关于三月十八日起义(巴黎公社)的议会调查报告》]
  73自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取得胜利,改革现存环境的真实运动就成为统治性的社会力量,一旦这一胜利转入政治领域,这一统治就变得更加明显。生产力的发展粉碎了古老的生产关系,全部固定不变的旧秩序也烟消云散。一切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性的了。
  74当人被推进历史并被迫参加构成历史的劳动与斗争时,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清晰与省悟的方式观察他们的关系。尽管通过作为历史客体自身的历史的展开,历史纪元最后的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的想象被认为是生产的进步,但是除了在其自身内部发生的东西外,历史没有目标。至于历史的主体,它可能只不过是生活的自我生产——生活的人们变成了他们自己历史世界的统治者与占有者,成为了他们自己全部意识冒险的统治者和占有者。
  75在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启动的漫长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与辩证的“历史的思想(pense'e de l histoire)”协力发展——历史的思想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寻求现存的意义,相反,它努力追求理解现存在事物消亡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这一过程中它要打碎全部分裂。
  76对黑格尔而言,要点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世界的变化。但由于他将自己仅仅局限于解释这一变化,黑格尔只不过代表了哲学的哲学之顶峰,他寻求理解这个世界的自我生成。这一历史的思想仍然是一种总是迟到的意识,并总是事后才宣布其正当性。所以它只是在思想中超越了分离。黑格尔自相矛盾的姿态——他使全部现实的意义屈从于它的历史的顶点,与此同时他又宣称他的体系代表这一历史的顶点——这种情况产生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即这一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只是在自己的哲学中寻求与那些革命结果的妥协。“即使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它也没有表达这一革命的全部过程,而是这一革命的结束阶段。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不是革命的哲学,而是一种复辟的哲学。”(卡尔?柯尔施《关于黑格尔和革命的提纲》)黑格尔最后一次履行了哲学家的任务——对现存一切的赞美;但对他来说,已现存的一切可能正好是全部历史运动。因为他仍然坚持思想的客观立场,只是通过将这一思想认同为绝对精神的一种先在的计划,这一客观性才可能被隐蔽下来。绝对精神这一绝对的英雄力量做它想要做的事,并想要它所做过的事,它的最终目标是与当时存在的事情协调一致。因此,在被历史的思想所取代的过程中,哲学已达到这样一点:它只有通过拒绝哲学来赞扬哲学的世界。因为,为了表达意见,它必须预先假定已将万事万物托付给它的这个总体的历史已经终结,并且唯一的法庭——只有在那里真理才可能被裁判的唯一法庭已被关闭。
  77当无产阶级通过行动展示自己的存在时,历史的思想不会被忘却。这一思想的结论被否定,但同时它的方法有效性却被证实。
  78只有通过变成思想实践 (pense'e pratique),历史的思想才能被保留;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实践,只不过是影响它的世界整体的历史意识。所有革命工人运动的理论潮流——施蒂纳、巴枯宁及马克思——都产生于与黑格尔思想的批评性对质。
  79马克思的理论与黑格尔的方法的不可分离性,是与这一理论自身的革命特征不可分离的,是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不可分离的。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这一关系,常常被人们忽视、误解甚至错误地当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缺点而公然指责。伯恩斯坦在他的《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在对1848年《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的非科学预言表示悲痛时,十分含蓄地揭示了在辩证法和历史的党派偏见之间的这一联系:“这种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此荒谬以致最天真政治空想家都不可能比这做得更坏,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在这篇宣言反映出的反黑格尔辩证法痕迹的影响,马克思这一做法简直让人不能理解,因为那时他已认真研究经济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一样,他们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自己,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普遍动荡,这一影响对他是很不幸的。”
  80为了通过“移植”,挽救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由马克思完成的这一颠倒,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以黑格尔绝对精神最终走向自身冲突的旅程去替代生产力的唯物主义的发展,绝对精神的对象化与其异化是一致的,它历史的伤口没留下任何伤疤。因为历史一旦变成现实就不再有终结。马克思摧毁了黑格尔与现实发生的一切相分离的立场,同样也摧毁了各种类型的终极客观力量消极静观的思想。从此以后,理论关注的只是它自己正做的事情。相反,在现代社会主导思想中经济运?的静观,恰恰是黑格尔努力创造的封闭思想体系的非辩证法部分的非颠倒的遗产;这是一种赞美,一种对失去了观念维度和不再需要黑格尔主义证明自身正当性的赞美,因为这种得到赞扬的运动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没有世界观,没有思想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机械发展绝对有效的统治了世界发展的全部。马克思的事业是有意识的历史的事业。在那里,产生于纯粹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的量必须转变为对历史的质的占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史前史终结的第一个行动,“在全部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生产力是革命的阶级自身”。
  81在寻求真正管理社会的理性理解力的范围内,马克思的理论与科学思想紧密相联,但它通过扬弃科学思想又保留了科学思想,并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科学思想。它寻求理解社会斗争,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规律。“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
  82要求给历史一个科学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时代,忽视了应用于它的科学和经济一道需要历史基础这个事实。但是只要历史仅仅保持为一种经济史,那么历史从根本上就只能依赖这种经济知识。在科学观察观点的范围内,忽视历史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寻求修改自己的基本科学前提的全球化过程),通过那些社会主义者们思考的自负显示出来,他们认为他们制定了精确的经济危机周期理论。既然持续的政府干预已成功地抵消了倾向危机的趋势,同样的思想模式也见于这一明显的经济和谐的脆弱平衡之中。超越经济和控制历史的计划必须掌握并联合社会科学,但它自身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计划。从革命的观点看,只要它认为依靠科学的知识就能够掌握现在的历史,那么这种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摆脱掉资产阶级的特性。
  83虽然他们在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批判方面有其历史的基础,空想社会主义潮流之所以被直接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拒绝历史,即:拒绝现实发生的真实斗争,拒绝时间的推移将超越永恒不变的完美的幸福社会的图画——但他们不拒绝科学。相反,乌托邦思想家完全被早期世纪的科学思想所支配,他们寻找一种普遍理性体系的实现和完成。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徒手的预言家,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科学证明的社会力量,甚至在圣西门主义的案例中,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抓住权力。桑巴特(Sombart)曾问道:“为什么将通过斗争去夺取那些需要被证明的东西?”但是乌托邦的科学理解力不包括这一意识:若干社会集团将他们的利益托付给维持现状,并大力促进这一维持,甚至为了进一步强化它而设计虚假意识形式。他们对现实的理解远远落后于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现实,到现在为止,科学自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被产生于各种因素的社会需要所控制,正如以上提到的那样,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按照科学方法被考虑接受的东西,而且还决定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或者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仍然是为真理辩护的科学样式的囚徒,他们将这一真理看作一种纯粹抽象的形象——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这一形式已建立起来。正像索列尔(Sorel)所注意到的,乌托邦为了发现和展示社会的法则将天文学作为他们的思考范式:他们非历史的和谐概念,是他们试图将其运用于几乎不依赖于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必然结果。他们描绘的这种和谐好像是牛顿发现的宇宙科学法则和圆满结局,他们不断地提醒:它“在他们的社会科学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惯性在经典物理学中的作用”。(《无产阶级理论资料》)
  84不但在其整个一生,而且在其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中,马克思思想的科学的——决定论的一面,正好使它容易被攻击为“意识形态化”。历史主体的到来一直被延迟,马克思主义是卓越的经济学和历史科学,它日益被看作是保证自己未来否定的必然性。这样,革命实践——这一否定的唯一真实的动因就被逐出理论视野。变得重要的是耐心地研究经济发展,以黑格尔式的宁静再次接受被强加的苦难,这一苦难的结果是留下了“美好意图的坟墓”。根据“革命的科学”人们突然发现,意识总是来得很快,并必须被训练。“历史已证明:我们和像我们一样思考的人都错了,历史清楚地显示在大陆那时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没有成熟”,恩格斯在1895年这样说道。终其一生,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坚持一元论的观点,但是其理论的阐释在主导思想领域被贯彻,在这个范围内它采取了特殊学科批判的形式,最显著的是采取了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科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这一败坏,后来作为权威被接受并将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为“马克思主义”。
85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点自然也是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缺点。184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没有触发持久的革命,巴黎公社也被孤立所击败。结果,革命理论至今也没能完全完成。马克思被迫在大英博物馆以隐居的、学者式的工作来阐明和精练其理论这一事实对其理论自身的影响是微弱的。马克思精心阐释的关于无产阶级未来发展及其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组织实践的科学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后来阶段成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障碍。
  86就夺取革命政权的方面看,无产阶级革命科学防御的全部理论缺点(不但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就其说明形式来说)最终都产生于无产阶级将自己等同于资产阶级。
  87早在《共产党宣言》时期,通过大量反复引用以往先例来证明无产阶级力量合法性的马克思之努力,导致他将自己的历史分析过分简单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阶级斗争总是导致“或者是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或者是斗争着阶级的共同毁灭”。但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指出的),不管它的全部阶级如何冲突,“亚细亚生产方式”依然保持其静止稳定;不存在农奴起义不断地推翻封建地主;在古代社会没有那个奴隶造反终结了自由人的统治。这种线性图式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资产阶级是唯一曾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同时,它也是唯一以经济发展作为控制社会的原因和结果的阶级。同样的简单化导致马克思忽视了在阶级社会管理中的国家的经济作用。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从国家中解放了经济,它也只是就这方面来说是真的,即在静态经济( e'conomie statique)中,以前的国家只是一种阶级压迫工具。资产阶级在中世纪时期发展了它的独立经济力量,当时国家受到弱化,各种封建主义稳定力量正处于碎裂之中。相反,中世纪通过其商业政策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货物通行,放任自流”时期已把自己发展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的现代国家,最终在经济过程的计划管理中,作为一种中心力量脱颖而出。然而马克思也描述了那种现代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独裁者”的原型,一种资本与国家的融合,一种“资本统治劳动的国家权力,一种为了社会奴役被组织起来的公共暴力”的形式,在这种社会秩序形式中,资产阶级除了被归结为物的经济历史外,还宣称与全部历史生活断绝了关系,它乐意被“指责为像其他阶级一样的政治虚无”。在这里现代景观的社会政治基础已清晰可辨,这些基础已否定性地暗示了无产阶级是历史生活唯一觊觎者(pre'tendant)。
  88只有两个阶级和马克思的理论真正相关,这两个在《资本论》的全面分析中处于显要地位的纯粹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也是历史上唯一两个革命的阶级,但在极为不同条件下行动。资产阶级革命业已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至今未有实现的规划(projet),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但与其性质截然不同。如果人们忽视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独创性,那么人们自然也就忽视了无产阶级规划的特定独创性,除非无产阶级高举自己的旗帜并认识到“自己任务之艰巨”,无产阶级将什么也不能得到。资产阶级获得权力是因为它是发展经济的阶级。无产阶级除非变成有意识的阶级,否则它不可能获得权力。生产力的增长本质上不能保证这一的权力自动出现,甚至也不能间接地保证由它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剥夺。对其目的而言,雅各宾派夺取国家权力不只是它的手段。无产阶级不能使用任何有意将自己局部目标伪装成整体目标的意识形态,因为无产阶级不能保持任何属于它自身的部分现实性。
  89如果说马克思在他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的特定时期如此信赖科学预测,以致达到为了经济主义幻想而创造理性基础的地步,那么同样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没屈从过这些幻想。在那一封众所周知的1867年12月7日的信中附带批判他自己所写的《资本论》文章中,马克思要求恩格斯将这篇文章作为反面著作加到出版物中,马克思清楚地揭示了自己科学的局限:“……作者的主观倾向(也许是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其过去的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也就是说,他的观察方式和呈现在他人面前的现实运动和真实的社会过程的最终结果,与他自己的真正的分析没有关系。”因此,通过指责他自己的客观分析的“有偏见的结论”,通过想象的强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非科学选择的“也许”式的嘲讽,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了将事物的两个方面融合于一起的方法论钥匙。
  90知识和行动的融合一定会在历史斗争自身内部实现,为了相互证明自身,每一极都以这样的方式彼此依赖。在革命时刻社会的重组和组织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被构成为主体。正是在这一时刻,正是在这里意识的实践条件一定会存在,正是在这一条件中实践的理论被生成的实践理论所证实。但这种组织的关键问题在工人运动的创立期间实际上被革命理论所忽视,那时理论仍然拥有从历史思想承继来的整体性质(并且它曾公正地宣称发展成为一种整体的历史实践)。组织问题成为激进理论最薄弱的一个方面,并成为适宜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策略和等级方法复兴的令人困惑的场所。在这一理论失职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组织形式,反过来禁止一种整体理论的建构,并粉碎整体理论代之以各种各样的专门化的和碎片式的知识样式。当这一证据在自发工人斗争中出现时,这一在意识形态上异化了的理论,就不再能认可它已背叛了的整体历史思想的实践证明了;相反,它所能做的只是镇压这一整体历史思想的每一次表现和记忆。然而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在斗争中体现的这些历史形式正好是必需的实践领域。他们正是理论需要的,然而这一需要在理论上不能被阐明。例如,苏维埃就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国际劳动工人协会最高级的真理实际上不过是它自己的存在。
  91第一国际的最初成功,能够使它在存在于其内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中解放出来。但迅速遭遇的失败和压抑又带来了两种无产阶级革命观念的之间的冲突,每一方都包含导致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意识放弃的独裁主义向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裂缝最终变得不可调和,并集中在未来革命的社会权力问题和当前运动的组织问题两个方面;当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两个对立的派别在运动中各自翻转了自己的立场。巴枯宁指责依靠国家权力的独裁运用能够消灭阶级的幻想,并警告说这个过程将导致官僚统治阶级的形成和最有知识的人的独裁(或者是那些被冠以最有的知识的人)。一方面坚持经济矛盾的成熟,另一方面又坚持工人民主教育成熟的马克思,认为要将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减至较小状态,必须对通过客观因素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给出合法的标记,他指责巴枯宁及其支持者作为独裁主义阴谋的精英分子,故意用他们强加于社会之上的、貌似最革命的(或者自认为自己是革命的等等)、不负责任的专政之轻率目标,将他们自己置于国际之上。巴枯宁在以下的基础上招募了他的信徒:“在流行的动乱中,我们必须是引导革命的无形导航员,不借助于任何明显的权力而通过我们同盟的集体专政——这个专政没有特定证章,没有正式名称,没有任何官方身分,正因为它不曾佩戴象征官位的任何服饰它却是最强有力的权力。”因此两种工人革命的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任何一方都体现了部分正确的批判,但任何一方都丢失了历史思想的整体性,热望把自己建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威。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利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这些强大的组织,随后都忠实地服务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都极大地区别于他们之追求。
92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直接在场的,这一事实既是现实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最大的力量,又是其最大的弱点(我提及的是集体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在其个人主义者的变体中无政府主义的自负是可笑的)。集体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只保留了现代阶级斗争历史思想的结论,它在这一结论上的喋喋不休伴随它对方法论的故意蔑视。因此,它的政治斗争批判保持了一种抽象形式,同时它经济斗争的承诺被导向最后解决的海市蜃楼,根据想象,这种最后的解决将会在经济战场上的一次猛击,在总罢工和起义的某一天一举达到。无政府主义者是使自己履行理想的人。无政府主义还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任何分离的意识形态真正社会前提的否定。它是一种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将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同一水平上并丧失了任何“历史的邪恶”的概念(这是一种在历史内部运转的否定)。从生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从某些特殊批判专门化的观点来看,融合所有部分需要为单一需要的这一立场,赋予无政府主义表现拒绝现存环境的最大优点。依照个体的怪想,在其实际实现之前,这一绝对设想的需要之融合就已注定了无政府主义如此缺乏内聚力的命运。无政府主义通过重做和重播同样简单的事情及其全部结论,对每一次特殊的斗争都做出了反应,因为这一重做和重播同样简单的事情及其全部结论,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运动的要义。这反映在巴枯宁1873年写的侏罗纪同盟辞职的信中:“在过去九年足够多的拯救这个世界的思想在国际(如果这个世界通过思想能够被拯救)中发展起来,我反对任何人提出的这种新思想。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行为的时代而不是思想的时代。”毋庸置疑这一观念包含着无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因素,这一思想也一定能实现,但通过假定实践的道路的已经被发现并将永不变化这一所谓恰当的形式,它离开了历史的领域。
93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念将自己明显区别于其他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内部重新生产出一种权能的分离;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家和拥护者,通过那些将自己普普通通的智力活动局限于对几个永恒不变真理的进行反刍的所谓专家,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所有无政府主义组织进行非正式控制的宜人场地。无政府主义者对全体一致决策的敬重,通过具有自由权的专家倾向于支持在自己组织内部对权力的无限制的行使;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期望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的一种来自被解放了的大众的同一类型的整体一致。另外,当集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无政府主义拒绝考虑,在现在斗争中联合少数派的条件和一个自由个体的后革命社会再三导致的无政府主义者孤独条件之间的巨大区别,这已在无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起义中被展示过,它们在地方性水平上被遏制和粉碎。
  94全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或多或少明确地赞成的错觉是:革命永远都在不断迫近,因为它会瞬时被制造,并一定不但在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产生于它的实践组织形式中给予证明。1936年的无政府主义真正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是曾经实现的无产阶级权力的最先进的模型。但是即使在这一例子中,总体起义的开始只是作为对军队试图政变的防御性反应这一点而被注意到,而且,由于在革命的开幕日革命并没有被完成(因为佛朗哥控制了半个国家,并受到外国势力的强有力支持,因为其他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被击败,因为反对佛朗哥的阵营包括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力量和国家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证明了它们拓展局部革命胜利的无能及其保卫他们的无能。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变成了政府的部长和抵押给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毁灭了革命,恰值此时,它接着又失去了国内战争。
  95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它的全部真理居于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组织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渐进的必然性认识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教学宣传中挖掘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并将这一信仰与一种历史过程的冥想乞灵相结合。所以,这一态度与黑格尔主义的总体历史向度相脱离,并丢失了在乌托邦(在傅立叶思想中)批判中的现存总体的静态形象。这一只不过在对称的伦理学选择间复活了传统二难困境的科学态度类型,是希尔夫丁(Hilferding)荒谬结论的根本,这一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荒谬结论是“就应该采取的实践态度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和线索。因为认识某事的必然性是一回事,将自己置于必然性之中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些不能认识马克思,不能认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整体性历史思想的人正好就是采取这一实践态度的人,他们普遍地成为他们所选择的实践的牺牲品。
  96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意识形态,将其组织置于教育工人阶级的教授手中,同时其组织形式又与这一被动学徒身份相一致。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实实在在地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但却是完全非批判的。他们的参与是以幻象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明显的改良主义者的实践。非常明显的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沉没于一种他们自己宣布的所谓成功之上。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地位的晋升,特别是运动中的议会代表地位的上升,怂恿他们开始习惯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被招募来的)。甚至在工厂斗争之外被招募的产业工人届已被贸易协会的官僚改变为劳动力的掮客,他们的任务就是确定以“公平的”价格出售劳动力这种商品。如果所有这些人的行为无论怎样都保留了部分革命的外表,资本主义将不能支持在经济上的改良主义,尽管通过社会民主党合法鼓动的形式,这种改良在政治上完全能够被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科学意识形态十分自信的断言:资本主义不能容忍这些经济的对抗性;但是历史再三证明他们错了。
  97伯恩施坦,最大程度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知羞耻地拥抱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的民主党人,如此诚实地指出了这一引人注意的矛盾;而完全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一矛盾最终只能由历史发展自身决定性地给予证明。尽管在其他领域充满了幻想,但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一定会不可思议地发生,所以必须强迫社会主义者行动的观念,在合法活动缺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拒绝采取任何革命的形式。深刻的社会剧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一触即发,尽管这一剧烈变革已导致一种激进意识的广泛觉醒,但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集团在将德国工人转变成理论家的革命教育方面,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当党的压倒性多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时;第二次是伴随着德国的失败,党粉碎了斯巴达克斯同盟革命家时。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编外工人?伯特仍然信仰原罪,因为他承认他痛恨革命“像痛恨原罪一样。”他证明了他自己是那种社会主义形象的合适先驱,那种将迅速出现的、作为苏联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致命敌人的、社会主义形象的先驱,那时他精确地概括了这一新的异化形式的本质:“社会主义意味着辛苦劳动。”
  98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简直是一个忠实的、一贯的考茨基主义者,他运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于俄国的现存条件,这些条件不适宜于那种第二国际所追求样式的改良主义实践。在俄国的环境中,指导布尔什维克实践的任务,依靠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知识分子控制之下的纪律严明的秘密政党,这引起了一个真正的职业——这一职业拒绝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职业统治阶层达成妥协(在俄国帝制的政治政体内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妥协的机会,因为这一机会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为基础的)。作为这一毫不妥协的结果,布尔什维克最终成为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职业的唯一从业者。
  99随着战争的来临及其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布尔什维克独裁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得以在全世界扩张。工人运动的民主幻想的血腥终结导致整个世界的俄国化和布尔什维克化,并控制了由这个时期危机所造成的第一次革命的突破口,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输入了它的等级制和意识形态的模式,促使他们接受“俄语”并向他们的统治阶级“说俄语”。列宁从来没有因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变成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责备它——他只是因为它终止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责备它。
  100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独自获胜的时刻,与社会民主主义为旧世界的胜利而战的时刻,是同一历史时刻,它也标志着居于现代景观统治核心的事物秩序的决定性的开幕: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101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21日的《红旗(Die Rote Fahne)》中写道:“在所有早期革命中,相互敌对的对手面对面:阶级反对阶级,纲领反对纲领。在现在革命中,保护旧秩序的军队不是在统治阶级的名义下而战,而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而战。如果革命的中心问题‘公开和坦白的’被陈述——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形式——那么今天全部无产阶级大众将不会有怀疑或犹豫不决。”所以,在德国革命被扑灭的前几天,德国无产阶级的激进潮流发现了由走在前面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促成的这一发展)所造成的这一新情形的秘密:在景观组织统治秩序的防卫和社会表象统治中,没有任何“中心问题”的陈述再是“公开和坦白的”。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不但变成了一种社会普遍弄虚作假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是其主要结果。
 102与布尔什维克模式相一致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源于俄国的后进性,源于先进国家工人运动革命斗争的弃权。这些同样的后进性也往往培育出从一开始就不知不觉包含在这一组织形式中的反革命的方面。这一组织利用1918—1920年黄金时期的大规模欧洲工人运动的再三失败(这一失败包括它自己激进少数派的迅速毁灭),促进了布尔什维克发展的巩固,并强化了把自己作为唯一可能的无产阶级答案展现于世界面前的那种欺骗性结果。通过攫取国家的垄断权作为工人阶级力量的保护者和唯一代表,布尔什维克政党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并变成了它之所是:即无产阶级业主的政党,这就从本质上清除了早期政党的全部所有权性质。
  103二十年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各种各样的趋势是从事了关于推翻专制主义所有条件的一种意见不一的论争:资产阶级的不足,在力量对比上小农阶级的绝对优势,集中好战的无产阶级扮演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但这一争论,最终在实践中被一种没有以任何臆想形式考虑过的因素所解决:革命的官僚机构将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的最前面,夺取了国家权力并着手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的形式强加于社会。绝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谈论“工农民主专政”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至于苏维埃无产阶级权力,它不可能同时使自己反对小地主阶级,反对国内和国际的白人反动派,反对它自己的以工人政党形式对象化和异化的代表,而这一政党则坚持对国家、经济、表达手段的总体控制,甚至坚持对人民思想的全面控制。列宁在1917年采用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小处方,只是在那些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缓慢的国家被证明为真的理论,但是即使在这里,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也只是在官僚阶级的权力成为了未知因素的一部分之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多次争论中,列宁是坚持这一最高意识形态陈述控制的最坚定的集中独裁权力的倡导者。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每一次都胜利了,因为总是支持那种少数派的早期选择所暗示的是——现在就是要行使绝对权力的解决方案:一种在国家层面拒绝农民的民主,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拒绝工人,它将导致这一民主远离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人,远离普通政党成员,甚至最后远离政党阶层这一最高等级。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由于克朗施塔德苏维埃通过武力和诽谤被镇压和埋葬,列宁通过了一个关于“工人反对派”的左翼官僚主义者的决定,这一逻辑被斯大林随后扩大成一个世界的绝对分裂:“我们在这里,或者你们在远处手里拿着枪——但不是作为反对派。我们受够了反对派。”
  104克朗施塔德以后,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唯一所有者的官僚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权力——对内借助于与农民的暂时联盟(“新经济政策”),对外利用作为俄国外交政策后备力量的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管辖编组的工人,这些官僚政党或从事破坏整个革命的活动,或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这种支持主要是在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国际政治领域(1925—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阵线等等)。通过使农民屈从恐怖统治,通过执行历史上最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俄国官僚机构又把它的权力向前大大推进了。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显示了官僚政治的真实本性:通过保持市场社会的本质——商品化劳动——来延长经济的统治。它也展示了一种经济的独立:经济开始统治社会如此彻底以致它已证明有能力重新创造一种阶级统治(它需要自己不断的运转);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已创造了一种即使没有资产阶级它也仍然有能力维持自身独立的力量。在布鲁诺?里兹(Bruno Rizzi)的意义上,极权主义官僚政治不是“历史上最后拥有财产的阶级”;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它只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替代品。动摇不定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被它自己更粗糙的版本所代替,即简单化的、较少变化的、作为官僚阶级的集体财产被集中的版本。这种统治阶级不发达的类型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反映,它从没有改造世界特别落后地区的议事日程。这一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简单翻版的等级制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结构由工人政党所提供,并且它又是对资产阶级组织等级分离的一种仿制。正像安东?希勒哥(Anton Ciliga)在斯大林的一座监狱中所写的:“组织的技术上的问题结果证明是社会问题”(《列宁和革命》)。
  105列宁主义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最高的唯意志论的表达,是与控制反对它的现实的一种分离的一致。伴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到来,革命的意识形态又返回到它根本上的支离破碎。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武器,它本质上已变成了一种目的。不再被挑战的谎言只能变成一种疯狂。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公告,删除了现实也删除了意义;除了它所说的存在的东西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尽管这一景观的拙劣形式仅限于特定的不发达地区,但它在景观的全球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像发达资本主义已做得那样,这一意识形态的物化并没有从经济上改造世界;它只是运用警察国家的方法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感觉。
  106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极权阶级,是完全颠倒的这一世界的统治者。这一阶级越强大,越是更有力地宣告其不存在,它的力量首先是被用来强化这一宣告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是谦虚的,因为无论如何,官方声明的这一不存在的官僚机构,同时将历史的最高成就归因于它自己一贯正确的领导阶层。尽管非常明显它到处存在,但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机构一定是看不见的,结果,全部社会生活变得精神错乱起来。社会组织的总体荒谬产生于这一基本矛盾。
  107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在官僚政治阶级内部的恐怖统治。建立在官僚政治权力之上的恐怖主义一定会打击这个阶级自身,因为这个阶级没有司法合法性,没有能够分别地扩展到他的每一个成员的财产拥有阶级的法律地位。它的真实所有权不得不被掩盖起来,因为它以伪意识为基础。伪意识只能通过绝对的恐怖保持其绝对的权力,在那里所有真实的动机立即消失。官僚统治阶级的成员通过全体有超越社会之上的权利,同时,作为这一权力的共享者有这样一个基本谎言:他们必须在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起重要作用;他们是背叛意识形态本文的忠实行动者。然而除非他们的法律地位是正当的,在这一虚假统一体中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参与者。没有一个官僚主义者会个别地向权力声称他的权利,因为为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无产者,他不得不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反官僚主义者,然而证明自己为官僚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僚政治的官方真理是官僚政治不存在。所以,每一个官僚主义者整体上都依赖由意识形态提供的重要的合法性印章,它确认了在所有官僚主义者不会被清算的“社会主义者政体”中集体参与的有效性。尽管官僚主义者共同被授权做出全部社会决定,但他们阶级的凝聚力只能通过将他们恐怖主义力量集中于某一单个人身上来保证。在这个人身上寄居的只是统治谎言的实用真理:权力制定了一个无人能挑战的边界线、并永远处于调整之中。所以,斯大林没有请求裁判裁决就有权决定谁是或不是官僚主义的成员、谁应该是“当家作主无产阶级”、谁是受雇于日本天皇和华尔街的“叛国者”等。原子化的官僚主义者发现他的司法地位的共享本质只在斯大林这个人身上——这个上帝和世界的主人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了绝对的人,对他来说不存在更高类型的精神:“世界的主人认识了他自己的本性——无所不在的力量——通过他行使的毁灭性力量它竭力反对自己无能的主体自我。”他是定义这一统治领域的力量,同时它也是毁坏这一领域的力量。
  108当通过占有绝对权力变成绝对的意识形态,并由局部的真理变为极权主义的谎言时,历史的思想已被如此彻底的歼灭,以致历史本身即使在最经验主义知识的层面上,也不可能再存在。极权主义官僚社会住进一种永久在场,在那里先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是被警察所决定。被“控制记忆能力的统治者”拿破仑所设想的计划,已在斯大林主义对过去无休止的重写中实现,这一重写不仅改变了对过去事件的解释,而且还改变了这些事件本身。从全部历史现实中解放出来的代价,对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失去了不可或缺的理性方向。但我们知道,趋于疯狂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运用使苏联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人们只要考虑李森科的大失败就可以了。在它必需的理性和对理性的拒绝之间,发现了极权主义官僚政治管理工业化社会的矛盾,与常态资本主义发展一样这也是它的主要缺点之一。作为一种官僚政治它不可能像一般资本主义所做的那样解决农业问题,在工业生产方面它也证明了自己低于资本主义,它不切实际的独裁主义的规划是以其无所不在的弄虚作假为基础的。
109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斯大林官僚主义政治和法西斯极权主义横行的联合行动所摧毁,后者的组织形式还从在苏联试验并发展了的极权主义政党那里得到了灵感。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保卫来自无产阶级的颠覆和危机的双重威胁的资产阶级经济的孤注一掷的尝试,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进攻的政体( l e'tat de sie`ge),而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以大规模政府干涉的方式,通过给予自己以合理化的紧急状态的管理方法而挽救了自己。然而,这一合理化又被其方法上的极端非理性所妨碍。尽管法西斯主义重新振作起来去保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变得保守的一些主要偶像(家庭、私有财产、道德秩序、爱国精神),虽然它有效动员了被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搞得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和失业工人,但这不是它自己根本的意识形态。它将自己展示如下:一种神话的强力复苏,一种倡导参加古老虚假价值规定的共同体的神话之复苏:种族、血统、领导者。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由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原始主义。它是神话退化的代用品在幻象和环境最现代手段的景观情境中的复活。因此它是现代景观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毁灭旧工人运动的作用,也使它成为今天社会的基础性力量之一。但由于它也是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最昂贵的手段,一般来说,它将以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取代为终结,这一资本主义国家将表现出这一秩序更强壮、更理性的形式。
  110当苏联官僚政治最后成功地摆脱了阻碍它统治经济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所有权遗迹,成功地为了自己的目的发展了这一经济,成功地被认可为世界强国俱乐部的一员时,它就要求安静地享受它自己的世界,并要求摆脱自己仍然遭受着的任性;所以它公开谴责其源头上的斯大林主义。然而这样一种谴责一定会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武断、不可理解和服从于不间断的调整的任性,因为,源头上的意识形态谎言是不可能被揭露出来的。官僚机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不能自由化自己,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依靠其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因为所有麻烦是来自于它的所有权这一唯一的名号。这种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其原初激情,但它毫无激情的惯例化,对控制全部思想和禁止无论什么形式的竞争都仍然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官僚机构无望地依靠的意识形态不再为任何人相信。过去激发恐怖的力量,也就是今天激发嘲弄力量,但这一嘲弄的力量仍然要以诉诸于恐怖力量的威胁来保卫自己,而这一恐怖的力量将会被清除。所以正是在官僚政治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展示其优越性的时候,它不过显示自己为资本主义的穷堂兄妹而已。正像它真实的历史与它的合法性外表相冲突,它粗俗坚持的无知和它的科学借口相矛盾,它与资产阶级在商品丰裕生产中竞争的计划被这一事实所阻碍,这一商品的丰富包含有它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并且这一计划一般地还伴随着一种自由,一种在景观虚假选择的无限制范围中的自由选择——一种与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保持矛盾的伪自由。
  111在官僚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它的意识形态所有权资格已在国际间崩溃。以基本国际主义模式在国家内部自我建立起来的权力,现在必须承认它不能在每一个国家边界之上假装还坚持一种虚假凝聚力。伴随着利益竞争的不同,官僚政治机构不平等的经济发展,已成功在一个国家以上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而这导致在中国人的谎言和苏联人的谎言之间公开的、全面的对质。从此以后,每一个执政的官僚机构都不得不寻找它自己的道路;对每一个渴望这一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党(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在特定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幸存在下来的那些政党)来说,它同样是真实的。这一官僚政治联盟的瓦解被来自其内部否定性的示威进一步加剧,这在东柏林的反抗官僚主义者的工人起义要求一个“金属制造工的政府”时,被整个世界首次所看到,这一内部否定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匈牙利又发展为建立工人委员会。但归根到底,虚假社会主义官僚政治全球联盟的碎裂,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是不祥之兆。因为资产阶级现在已处于失去其对手的危险之中,这一对手通过提供反对现存秩序幻想的统一,客观地支持了它。当虚假革命的作用依次分离时,在两种互相强化着的景观之间的劳动分工将终结。工人运动失败的景观因素也将是它自己的失败。
  112目前列宁主义幻想的唯一党徒就是各种各样托洛茨基主义的趋势,它顽固地坚持将无产阶级的方案等同于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等级制组织,尽管全部历史的经验都已反驳了这一观点。将现代社会革命批判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开的距离,与一种恭顺的距离相关,这种恭顺的距离就是当他们在现实斗争中已经起作用时,托洛茨基主义还坚持已经错误的立场。直到1927年托洛茨基对高层官僚还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虽然他努力获得对这一官僚政治的控制,并促使它重新开始一种适当的布尔什维克外交政策。(众所周知在那时他走得如此之远,为了帮助隐瞒列宁的著名的“政治遗嘱”,以致诽谤性地否认他的支持者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公开这一秘密的人。)托洛茨基被他的基本观点所判决;因为官僚政治一旦认识到自己在国内的政治阵线变成了反革命的阶级,那么它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选择作一个相似的反革命的角色(虽然它假定以革命的名义)。托洛茨基后来为建立第四国际所作的努力昭示了同样的矛盾。一旦他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的无条件的党徒(如他在第二次俄国革命时期所做的那样),托洛茨基的整个余生就拒绝认识官僚政治阶级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当卢卡奇在1923年指出,作为长期追求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媒介的这一同样的组织形式,由于无产阶级不是他们自己组织中发生事件的纯粹“观众”,而是自觉地意识和经历了这些事件时,他所描述这一组织正是以布尔什维克为范本,并是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真正优点,但实际上在每一件事情上这个政党都没有做到。不论他深刻的理论著作如何,卢卡奇是一个代表权力讲话的思想家,这一权力以最粗糙的方式外在化无产阶级运动,相信并假设他的听众相信他自己,他的完整的人格存在,他分享这一权力就像它真是自己的一样。当后来的事件展示了这一权力怎样否认和抑制了它的马屁精时,卢卡奇的永不休止的自我否定以一种精确漫画式的透明性,揭露了他所认同的东西是完全与他自己相反的东西,是完全与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赞成的一切相反的东西。没有人比卢卡奇更好地阐明了评价这个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原理的合法性:他们所尊敬的东西恰好就是他们自己鄙视的现实的度量。这当然不能说列宁鼓励了这一种关于他的行动的幻想,相反,列宁承认“为了弄清在他们的哲学和政党纲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政治性政党不可能审查它的每一成员。”卢卡奇如此不合时宜地描绘的这一理想化了的政党肖像,实际上只适宜于一种特定和有限的任务:即夺取国家权力。
  113为现在托洛茨基主义所接受的新列宁主义的幻想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无论就资产阶级而言还是就官僚政治类型而言),在每一刻都是矛盾的。它在名义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获得最好的接受,这并不值得惊讶,在那里各种各样欺骗性的国家和官僚社会主义的样式,被统治阶级当作非常简单地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加以控制。这些统治阶级的混血本质或多或少地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官僚政治体系的立场直接相联系。他们在这些现存资本主义力量两极中的国际性移动,与各种各样不同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妥协(特别是和伊斯兰教)相并列,一起清除了除他们的警察以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各种退化版本。通过提供民族主义斗争和农民土地革命这一共同架构,官僚政治的一种类型已确立了自身;这种情况下,像在中国,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模式已倾向于应用于全社会,尽管它并不比1917年的俄国更先进。伴随着权力被军官所攫取,一个能够使国家工业化的官僚机构也可能起因于小资产阶级,正像在埃及碰巧发生的那样。在其他地方,如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中,作为超国家权威在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官僚政治,通过妥协,寻求稳定并融合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最后,在那些前殖民地的黑非洲,它们显然保持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依赖,无论这一西方资产阶级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一种地方性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的占有已经形成(通常建立在传统部落首领权力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国家,外国帝国主义仍然是经济的真正主人,并已达到这样阶段,出售地方产品对买办的补偿就是地方政府的主权,这一权力尽管不是帝国主义的权力,但也不依赖于人民大众。结果是这种虚假仿造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积累资本,它只是浪费它的国家收入——它从地方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从保护者政府或国际垄断中收到补助金。履行正式资产阶级经济功能的这一资产阶级的明显无能,迅速导致了它自己为其颠覆性的对立面所反对,它们建立在官僚政治模式之上,并或多或少的、更好的适合了地方性环境,它渴望篡夺资产阶级曾遗传得来的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官僚政治机构在它的基本工业化方案方面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制造了它失败的历史条件:因为当它在积累资本时它也在积聚无产阶级,因此,它在国家内部不知不觉创造了自我否定的力量,而这在先前是不存在的。
114在一系列新的情况下,在带来阶级斗争新纪元的复杂的可怕的进化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丧失了宣称自己独立观点的能力,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也丧失了其幻想,但没有丧失其存在。无产阶级没有被抹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异化之下,它以工人大众的形式保持了其不可缩减的现存。工人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点,他们将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一种在这一社会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这一无产阶级正通过农民阶级的真实消失不断客观地强化着,正通过屈从于工厂劳动逻辑的“服务”行业和知识产业的日益增加而被强化着。然而,主观地看,这个无产阶级仍然远离任何实际的阶级意识,不仅对于白领工人而且对于工薪族来说,至今他们除了无能为力和对古老政治的神秘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当无产阶级发现它自己客观化的权力与资本主义社会达成了持续稳固的共谋,不但不再仅仅以它的劳动异化的形式,而且还以他自己创造的解放自己的协会、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强化着这种共谋时,它也会发现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经历发现自己是真正的阶级,是总体上反对具体化、客观化和所有权力专门化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不会留下任何不变社会空间的革命搬运工,这一革命不但要体现现在对过去的永久性统治,而且要求对分离的普遍批判;它必须要发现执行这一革命的适宜的行动形式。没有什么关于它贫穷的大量安慰,没有什么在这一等级体系中幻想的参与能够对无产阶级的不公提供一种永久性的治疗,因为无产阶级不能以它所经历的任何特殊的不公来真正的认识自己,它也不能纠正这种特殊的不公,他甚至也不能在纠正许多这样的不公中认识自己,它只能在那种绝对不公——那种将他排除于任何真实生活之外的绝对不公中认识自己。
  115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一种不断增长的否定迹象正在增生扩散。尽管这些迹象被景观所误解或篡改,但他们充分证明一个新时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见证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第一轮攻击的失败;现在我们是资本主义丰裕失败的见证人。一方面,西方工人反工会的斗争首先被工会所镇压;另一方面,反抗青年正在发出新的抗议,这一抗议尽管是含糊的、试验性的但它非常清楚地暗示了一种对艺术、日常生活和旧政治专门化领域的拒绝。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新的自发斗争的两面,它起初只是采取了犯法的外观,它预示了无产阶级对阶级社会第二轮进攻。当这群至今稳定的“孩童敢死队”再次出现于这一战场时——这一战场已经变化然而又仍保持同一——他们将跟随一个新的路德将军,但这次,他鼓励他们进攻的是放任消费的机器。
  116“通过工人阶级能够实行的、它自己的、经济解放长期寻求的政治形式”,在二十世纪采取了一种清晰的形式,这就是革命工人委员会。革命工人委员会集中了全部决策权和执行权,并通过代表彼此联合,这些代表必须对人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其实革命工人委员会的真实存在,至今不过是一个简略的草图,因为它们很快被阶级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防御性力量所反对和击败,这其中常常包括委员会内部的伪意识。像潘涅库克(Pannekoek)恰当地强调的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决定,本质上不是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提出问题”。然而工人委员会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能够真正被解决,在这里历史意识的客观前提已经被组合,在这里主动的直接交往的已实现,它标志着所有分离、所有阶层、所有专门化的结束,因为现存环境已被改革为“整体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主体能够出现在反对他们静观立场的斗争中:他们的意识已经等于它独自选择的实践组织,因为这一意识已经与历史中的一致性干涉不能分离。
  117曾经具体化了的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注定要被世界范围内所有其他的权力所替代——无产阶级的运动变成了它自己的产物;这个产物不过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的目标不过变成了他自己的实现。只有这样,生活的景观否定这一次才能被否定。
  118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期间出现的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至高点,但是这个现实已悄悄远去,除非它以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因为与这一运动其他一切相并列,它已不可避免地被镇压和毁灭了。然而,从无产阶级批判事业复兴的观点看,委员会也许能够仅仅作为一场失败运动的未失败的方面,在他们真实的光亮中被看到:意识到这是它唯一可能成功的环境的历史意识,现在觉察到位于历史境遇中的委员会不是处于正在衰退的运动的外围,相反它处于正在上升的运动的中心。
  119在工人委员会权力确立之前存在的革命的组织,必须通过斗争发现它自己的合适形式;但这些历史的经验已清楚地说明它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它必须朴素地认识到它自己作为激进的分离来自于分离的世界。
  120在生成实践的理论的过程中,革命的组织是伴随实际斗争进入双向交往的实践理论的一致表达。革命组织的实践是培育交往的普遍化和这些斗争的一致性。在革命的时刻当社会分裂消失,组织作为一种分离的组织也必须结束自己。
  121革命的组织必然要建立一种社会的整体批判——也就是说这一批判拒绝与任何分离权力的妥协,并直接反对全球范围内所有社会生活的异化。在革命组织同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斗争武器只能是参加战斗的他们自己:因此,革命组织必须注意不能使占主导地位的分裂的社会条件和等级制度在自身内部再生自己,它必须不断地斗争反对自己被统治性的景观所扭曲。在革命组织的总体民主中,对参与的唯一限制是它的每一个成员一定要认识和占有组织批判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但必须在批判理论中被证明,而且还要在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关系中被证明。
  122由于资本主义不断在所有层面上强化异化的负担,对工人来说它日益增加了工人认识和命名自己贫困的难度,并且最终将工人阶级置于或在整体中拒绝异化或者什么也不能做的境地,所以革命组织必须明白它不能够再依靠斗争的异化形式去与异化战斗。
  123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以这一条件为基础,即人类第一次把理论作为人类实践的知性来认识,并依人民大众为生。它要求工人成为辩证法家并将他们的思想付诸实践;所以,与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那些委派他们去执行其任务的有资格的人相比(因为通过部分资产阶级建立的局部意识形态化的自觉,像它的基础一样,这一社会有一个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即经济,在那里这个阶级已经掌权),它更加要求它的人没有身分地位。因此,阶级社会的发展已进入无生命的景观组织阶段,导致革命的事业明显变成了本质上总是其所是的东西。
  124革命的理论现在是所有革命意识形态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它知道这一点。
第五章
时间和历史
噢,先生们,生命苦短!……如果我们活着,我们将一直活着走向上帝。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四幕)
  125人与时间一样,“就其废止存在的方面而言,他是唯一的否定性的存在”。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同时也是他对宇宙演变的一种把握。“历史是自然史自身的现实部分,自然界的变化产生了人类”(马克思)。相反,除了通过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自然史”就不会有真实的存在,像现代望远镜及时捕获到宇宙外围的星云收缩一样,正是自然的这一部分夺回了这种历史总体性。历史总是已经存在着,但并不总是以历史的形式。作为一种结果,通过社会的媒介,人类的暂时化是等值于时间的人类化的。在历史意识之内时间的无意识运动变得显明而真实。
  126真实的历史运动(尽管仍然是隐藏着的)首先是“人的真实本性”的缓慢的、极其细微的发展——这一“人类的本性产生于人类历史——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生活动”。但即使社会已发展出技术和语言,它仍然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这个社会只知道永久性的现存。在那里,知识只是通过生活被传递,并且从没有超出过这一社会最年长的人的记忆。既不是死亡也不是生殖被理解为时间的法则。时间保持稳定,像一个被封闭来的空间。当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最终形成了时间的意识,它却努力去否定这一时间意识——它不是把时间视为什么东西的流失,而是把时间视为什么东西的返回。在循环时间(temps cyclique)的模式中,一个静态的社会(socie'te' statique)是按照它自己的自然的直接体验来组织时间的。
  127循环时间已经统治着游牧人口的体验,因为他们发现在他们旅程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同一情况的再三重复。黑格尔写道:“因为他们局限于始终如一的空间,游牧部落的漫游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社会定居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并通过在它内部开发与众不同的区域占有了富有内容的空间,它才发现自己被封闭于这种地方化中。暂时返回同样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在同一地点的时间的纯粹返回,一系列姿态的重复。从游牧生活的牧歌向定居农耕的过渡,是没有内容的懒散自由的结束和劳动的开始。一般而言,由四季节奏支配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构成充分循环时间的基础,不朽与来生内在于此,它是人们今世重返之处。神话是保证整个宇宙秩序的思想的一元建构,这一秩序与社会在其内部疆界已经建立的秩序,事实上是一致的。
  128通过人类劳动的发展形成的人类对产品和时间的社会占有,导致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将自己建立在循环时间社会的贫困之上的权力,组织社会劳动、占有有限剩余价值的阶级,同时擅自窃用了其社会时间组织的时间剩余价值:它独自占有了生活的不可逆时间(temps irre'versible)。只能集中在统治者手中并在奢侈盛宴上消耗的物质性财富,同样作为在社会表面的历史时间的浪费被耗尽。历史剩余价值的拥有者也是直接经历重大事件的知识和享乐的主人。与时间的集体组织相分离,又与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的重复性生产相联系的历史时间,在它自己的静态共同体之上独自川流不息。这是战争和冒险时间,在其中循环社会的主人追求他们自己的历史;它同时也显现为与外来共同体冲突的时间,这一外来共同体动摇了永恒不变的社会秩序。因此,历史作为一种异在于人们的东西产生了,作为他们从不寻求、从不反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被保护的东西发生了。但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整体发展(暂时沉睡)的真正起源上,使永不安宁的否定性的人类苏醒。
  129循环时间本质上是没有冲突的时间。但冲突在这一时间的萌芽期已经存在:因为为了形成历史,历史的第一次斗争就在统治者的实践活动中。这一历史创造了表面上的不可逆性;在循环社会无穷无尽的时间内部,历史的运动构成了它所用完了的真实时间。
  130“静态的社会”是那些使他们的历史运动减至最小,又在不变的平衡中设法保持他们与自然和人类环境的内在和外在冲突的社会。如果为了雄辩的证明人类天性具有自我创造的弹性,最大多样性的各种制度建立起来,那么这一多样性很明显只是对于外部观察者,对于占据历史时间优势善于向后看的人类学家而言的。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决定性的组织结构取消了任何变化的可能。他们社会实践的绝对因循守旧,与人类的全部可能性是永远同一的。除了担心退回原始的动物状态,将社会实践的因循守旧认同为人类的全部可能性不存在客观限制。在这一社会,人为了保持为人,人必须保持同一。
  131政治权力的产生似乎与最近的伟大科学技术革命相联系(像铁的熔炼),直到工业的出现,政治权力产生初期没有经历很深刻的震荡,其标志性时刻是血缘关系的开始解体。自那时起,为了变成能力和事件导向的具有连续性能力的人,一代又一代人离开了纯粹自然循环的圈子。不可逆时间现在已是统治人们的时间,朝代?其第一个度量器,写作是统治者的武器。在写作中,语言作为意识之间的媒介获得了其独立的实在,但是像构成社会的媒介的一样,这一独立是分离权力的普遍独立。伴随写作,在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一种不再直接传送、传播的意识:非个人记忆,社会管理的记忆。“著作是国家的思想;档案是它的记忆。”(那威斯,Novlis)
  132编年史是权力的不可逆时间的表达,也是在记录它的过去的基础上保持这一时间持续进展的手段,因为伴随着每一特殊权力的垮台和对循环时间的冷漠遗忘,这一时间定位一定会崩溃(在全部帝国和他们纪年的兴衰荣辱期间,这一农民大众唯一知道的循环时间从来没有变化过)。历史的占有者赋予时间以方向:方向也是意义。但历史的自我展开和个别毁灭,正离开没有变化的潜在社会,因为历史保留了来自共同实在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东方帝国的历史简化为宗教历史的原因:已经毁灭的年表,显然只剩下包裹着他们幻想的独立的历史。将历史变成他们自己私有财产的统治者,在神话的保护下,首先独占了幻想模式的私人所有权:如,在中国和埃及他们长期垄断了灵魂不朽的专利:他们早期普遍认可的王朝不过是对历史的想象重建。但是统治者对幻想的占有,在那时也是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共同历史的唯一的可能性占有。随着他们真实历史权力的成长,这一幻想和神话的所有权日益普及和庸俗化。所有这些结果都来自于一个简单事实:像中国皇帝在季节性祭典仪式所做的那样,统治者非常神秘地起到了保证循环时间永久不变的作用,同时,他们自身也达到了从循环时间中的相对解放。
  133乏味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神化权威的年表提供了它的主题,它要求将自己作为神话戒律的世俗完成来理解,它一定会超越意识的历史并变成意识的历史。但关于一点非常碰巧的是,它要求有颇为壮观的人民大众真实参与历史的经历。来自于作为彼此认可的唯一在场的占有者的人们之间的实践交往,作为经历了他们自己的活动、他们自己的居住地、他们自己的时代的事件的质的丰富性的人们之间的实践交往,激发了一种历史交往的普遍语言。那些已存在的不可逆时间,在它内部不仅发现了值得纪念的事物,而且也发现了遗忘的威胁:“哈里卡那苏斯的希罗多德曾提出其研究结果,时间不能废除人类伟大的功绩……”
  134审查历史就等于审查权力的本质。希腊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权力及其权力的变革必须被讨论和理解。它是社会统治者的民主——与专制国家形成全面的对照,在那里,权力只是在难以渗透的阴暗不明的密室借助于宫廷政变为自身进行的一种复仇,无论这一宫廷政变成败与否,它永远都在讨论范围之外。然而,希腊共同体中共享的权力只是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消费,而其生产则以个别的和静态的方式保留在奴隶阶级内部。享受生活的人们只是那些不劳动的人。希腊共同体中的分裂和他们剥削外国城市的斗争,是建立于每个人的内在分裂基础之上的分裂原则的客观化表达。梦想普遍历史的希腊,面对外族入侵时不能成功统一自身,甚至不能统一其历法表上有选举权的城市国家。在希腊,历史时间变成了意识,但它尚没有意识到自己。
  135支持希腊共同体的有利条件的消失,导致了西方历史思想的衰退,但它没有导致古老神话组织的复苏。取代地中海人口的冲突和罗马国家兴衰的是:产生了一种半历史的宗教(religions semihistoriques),对一种新时间意识的基本成分和分离权力来说,这种宗教变成了一种新的盔甲。
136一神论宗教是神话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妥协,是支配生产的循环时间和人口重组、地区冲突的不可逆时间之间的一种妥协。出自犹太教的宗教是不可逆时间的抽象普遍确认,这一不可逆时间是民主化的,并向一切开放,但只是在幻想的王国。时间完全地导向一种最后的事件:“上帝的天国即将到来。”这些宗教产生于历史的土壤,但他们仍然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历史。半历史的宗教及时确定了一个质的出发点(耶稣诞生,穆罕默德升天),但他们的不可逆时间——引起了真实积聚,这种积聚在伊斯兰教采取一种征服的形式,在基督教改革中采取一种增加资本的形式——实际上是宗教思想内的颠倒,并变成倒计时:在最后审判和另一个真实世界到来之前等待时间流逝。不朽产生自循环时间;它也正是这一时间的超越。不朽是阻止时间不可逆性的要素,不朽作为一种将自己返回循环时间又废除循环时间的纯粹的时间,通过将自己置于不可逆时间的反面,在历史自身之内取缔了历史。博苏特(Bossut)还会这样说:“依靠时间的流逝我们进入了永不消失的不朽。”
  137尽管循环时间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生产,但这一将人的十全十美置于不完善的神话世界之外的中世纪,是一个开始真正被历史所暗中削弱的时期。一种不可逆时间的要素在每一个个体生活的相继阶段被认可,尽管世界的意义在别处,但生活已被视为一次单程旅行:就每个人的象征意义而言,朝圣者就是离开循环时间并变成真实旅行者的人。个人的历史生活仍然在权力领域内找到了它的满足——或者是在权力引起的斗争中,或者是在超越争议权力的斗争中;但权力的不可逆时间,在基督纪元导向时间确保的、普遍统一的环境中被无穷共享,这是一个武装了信仰的世界,在那里统治者的活动围绕着忠诚和谁对谁忠诚的辩论而旋转。封建社会产生于一种融合——“在占领期间迅速发展着的占领军的组织结构”与“被征服国家已建立起来的生产力”之间的融合(《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对这些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这包括他们所表达的宗教语言。社会统治在教堂和国家权力之间分割,在乡村地区和城市公社之间分割,而后者的权力依次要进一步在极其复杂的封建宗主权和诸侯大臣之间的关系中进行细分。在这可能的历史生活的多样性中,不可逆时间获得了基础社会,这一时间以资产阶级为生,以在商品生产,城市建立和扩张,地球上的商业大发现——永远毁灭所有宇宙神话组织的实际的实验的资产阶级为生,当这个世界崇高的、正式的、历史的承诺随着十字军垮台而崩溃时,资产阶级阶级慢慢显示自己做出的这一新纪元的无名业绩。
  138在中世纪衰落期间,侵入社会的不可逆时间以对死亡着魔的方式,被体验为与古老秩序相联的意识。这是一个世界的死亡之忧郁(症),由神话保障的这一最后世界仍然与历史相抗衡,并且因为这种忧郁(症),世间的一切事情都不可避免地通向腐化堕落。伟大的欧洲农民起义也是对历史做出的反应的一种尝试——这是极端困苦的农民从保障他们的封建监护权家长之沉睡中挣脱的历史。当产生于犹太教弥塞亚信仰的基督教团体,通过期望即将来临的上帝王国的实现响应新纪元的苦难和不幸,并将这一忧虑与毁灭因素带进古代社会时,这一彻底走进世俗天堂的千年乌托邦,就从根源上复活了半历史宗教的梦想。当基督教在帝国内部获得了与统治阶级的共享权力时,它就公开抨击这一纯粹迷信幻想的残存物。这正是圣奥古斯丁声明的意义——所有现代意识形态的原型,他宣称上帝之国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来临——它不过就是已建立的教会。通过将他们的目标定义为推翻教会,千年来的小农阶级的社会反抗早已开始。但千年至福说像诺曼库恩在《太平盛世之寻求》所思考的那样,不是在神话领域而是在历史世界中不断伸展。现代革命的期望不是非理性的千年至福式的宗教热情的继续,正相反,最后一次说着宗教语言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就是千年至福说,它已是现代革命的趋势,但至今仍缺乏纯粹历史运动的意识。这种千年至福说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不能承认他们的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在上帝决定的一种外在标志的基础上的行动这一事实,对于其大批领导者来自于他们等级之外的农民起义的实践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运行和如何领导他们的斗争行为的一种清晰的理解,因为它缺乏联合这些行动和意识的条件,它表达自己的方案、引导自己的战争仅用一种世俗天堂的意象。
  139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欢乐的与来世和不朽决裂的运动,尽管它从古代社会寻求传统和合法性,但它代表了历史生活的一种新形式。它的不可逆时间是知识的无穷积聚,是由民主共同体经历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是一直在毁灭着他们的力量。至于马基雅维里,他分析了世俗化的权力,关于国家发表许多惊世骇俗的?。在意大利城市的奢华生活与欢宴艺术中,生活是享受时间推移的体验。但这一短暂的享乐,其本身也是瞬时的。洛伦左和梅第奇的歌被伯克哈特认为是表达“文艺复兴运动真正精神”的颂词,这一短暂历史盛宴自我宣告的颂词是:“生活之泉是如此美好,但转瞬即逝。”
  140由专制君主政体国家垄断的历史生活的持续的运动,作为由资产阶级完全支配的过渡形式,产生了资产阶级新不可逆时间的清晰观点。资产阶级依恋第一次将它从循环时间中解放出来的劳动时间。对资产阶级来说,工作变成了改变历史环境的劳动。资产阶级是第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劳动就是价值。取缔所有特权,承认没有价值不是来自于劳动的剥削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恰当地将自身的价值认同为劳动,并且它使劳动的进步成为衡量自己进步的尺度。这个不停地积聚商品和资本的阶级,通过变更劳动自身,释放劳动的生产力,也变更了自然。在专制君主政体阶段,全部社会生活已经被浓缩在宫廷内部的装饰性贫乏之中,冷冰冰政府管理的华而不实的虚饰,在“天职”中达到顶点;所有特殊的历史性自由不得不向这一新的力量投降。不可逆时间的封建贵族的自由游戏,在为了查尔斯?爱德华的苏格兰起义和弗罗德战争这最后失败的战役中终结了。世界的基础改变了。
  141资产阶级的胜利也是一种深刻地历史时间的胜利,因为它是不停地彻底变革社会的经济生产的时间。只要农业生产仍然保持劳动的主导形式,那么保持一定社会基础的循环时间就会强化传统的结合力量,而这一传统总是阻止任何历史运动。但是资产阶级的不可逆时间已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根除了这些遗迹。历史,直到那时似乎只包括统治阶级的个体成员的运动,因此总是作为纯粹事件的历史被记录,然而现在它开始被理解为一种普遍运动——但这一无情的运动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却碾碎了个体。通过发现它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开始意识到它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但是这一基础仍然保持无意识,因为它不可能被暴露。这一黑暗的史前史,这一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的命运,只是一件事:商品经济的民主化。
  142深藏于社会深处的历史总想变得在表面上也是不可见的。不可逆时间的胜利也是深入物的时间内部的它的变形,因为导致它胜利的武器与商品的法则相一致,正好是物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发展的主要产品从稀有奢侈品转移到日常消费就是所谓历史,但它只是统治了生活所有质的方面的物的抽象运动的历史形式。然而初期的循环时间支持那种依个体和群体为生的不断增长的历史时间,生产的不可逆时间倾向于在全社会消灭这一有生命的时间。
  143所以,资产阶级揭开了不可逆历史时间的面纱并将它强加于社会,但阻止社会使用它。“一旦有历史,便不再有其他什么”,因为必然与经济史相联系的经济所有者阶级,必须会压制作为对它直接威胁的任何其他人对不可逆时间的使用。由物的占有专家组成的统治阶级,也是他们自己被物的占有,因此,他们被迫将自己命运与这一物化历史的维持相联系,与历史内部一种新的固定的持久性相联系。此时,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的工人第一次不再本质上对历史疏远,因为不可逆的运动产生于这一基础。通过要求生存,无产阶级创造了历史时间,无产阶级发现了它的革命计划的素朴的、难以忘怀的中心,每一次实行这一计划的尝试——尽管至今都没有成功——都暗示一种新的历史生活的一个可能的出发点。
  144刚刚执政的资产阶级不可逆时间,首先要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并确定一个绝对的起点:共和国元年。但是推翻以神话为基础的价值秩序的最后残余,推翻社会机构全部传统形式的普遍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却不能完全掩盖披着古罗马服装的它的真实目标:无限制的贸易自由。为了建立起自己不被挑战的统治,商品社会发现必须重建那种已被深刻动摇了的被动性,为了这一目的,它发现“基督教的抽象的人崇拜……是宗教的最适合的形式”(《资本论》)。所以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与宗教的妥协,这一妥协反应在它的时间的展开之中:革命的历法被抛弃,不可逆时间重新穿上了基督教纪元期间及时扩张的紧身衣。
  145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逆时间成为全球一元化的。世界历史变成了现实,因为整个世界都处于这一时间发展之下。但这一到处同时都一样的历史,仍然只是在历史内部对历史自身的拒绝。重复将世界显现为“同样一天又一天”的东西只不过是经济生产的时间——被粉碎成同等抽象碎片的经济生产时间。统一的不可逆的时间属于全球市场,作为其必然扩展,也属于全球景观。
  146生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是商品的尺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这一不可逆时间作为社会的一般时间,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构成它的特定利益,因此,它只不过是一种时间的特殊类型。
第六章
景观时间
除了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即便无家可归,我们也能体验它。
保塔萨?哥律森(《世间智慧的艺术》)
  147生产时间——商品时间是一种相等时间间隔的无穷积聚。它是不可逆时间的抽象化,每一个时间片断,只需要在时钟上将其展示为与其他片断是纯粹数量等同的。除了它的可互换性之外,它没有任何现实性。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时间的残壳”(《哲学的贫困》)。这一贬值的时间作为“人类的发展的领域”,是时间的彻底倒置。
  148人类非发展的一般时间也以消费时间的补充形式存在着,作为一种虚假循环时间,它以现在生产方式为基础,并将自己展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
  149虚假循环时间实际上不过是生产体系的商品时间的消费性伪装。它包含着商品时间的基本特性,即可交换的同类单位和质性向度的抑制。作为商品时间的副产品,它的功能是促进和保持日常生活的滞后性,它充满着虚假评价并显露自己为一系列伪个性化的瞬间。
  150虚假循环时间与现代经济生存的消费相联——与正在增强着的现代经济生存的消费相联,在那里日常生活经历失去了选择,并不再服从于自然秩序,而是屈从于由异化劳动创造的虚假自然秩序。所以,这一时间是如此自然以致与循环时间的天然残余相结合,重复了前工业社会控制人类生存的古老循环节奏,然而,现在产生的只是原循环时间的一种变体:白天和夜晚,工作和周末,周期性的休假等。
  151虚假循环时间是一被工业改造过的时间。这一时间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是它自己的一件可消费的商品,这件商品重新组合了一切事物,即:那种在古老整体社会的解体时被区分为私人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事物。像时间的全社会调控使用一样,为了把各色各样的新产品投放市场,全部现代社会的消费时间逐渐被作为一种原料来处理,“以适合于消费形式已经存在的产品仍然在其运转中变成另一种产品的原料”(《资本论》)。
  152在它最先进的部分,集中的资本主义日益趋向于在市场上出售“装备完善”的时间积木(blocs de temps),其中每一块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商品都结合了多种多样的其他商品。在“服务”经济和休闲活动的不断扩张中,对这些时间积木的支付是平等统一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内”,无论它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居住环境、集体性的虚假旅游、文化消费的参与、甚或是以“充满热情的对话”和“约会名人”的形式表现的社交活动自身的销售。这种景观商品能够明显流通,只是因为他们所拙劣模仿的现实的日益贫乏,正如赊账支付明显反映了销售技术的现代化一样。
  153可消费的虚假循环时间就是景观时间,不论从狭义上作为影像消费的时间还是从广义上作为时间消费的影像。影像消费的时间(所有商品的媒介)不仅是景观机制充分实现自己的特定领域,而且也是景观机制展现、聚焦普遍目标的场所,是全部特殊消费的缩影。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着迷于时间节约,无论是借助于交通工具的速度提高,还是借助于速食汤料的运用,这已经有了积极的结果,即美国人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每天达三至六个小时。至于消费时间的社会影像,排他性地被假期和休闲时间所统治——这是被扮演和描绘的瞬间,像全部景观商品一样,在一定距离内被扮演和描绘,并被可人心意地予以定义。这些商品化的瞬间是作为真实生活的瞬间被呈现的,而这一真实生活的瞬间循环返回正是我们的期待。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景观正在更高的强度上展示自身、复制自身,那些作为真实生活展示的东西,结果证明不过是一种更加真实的景观的生活。
  154尽管我们的时代经常将自己展现为一个一系列多重节日的时代,但其实,我们的时代是没有真正节日的时代。在循环时间中的那些时刻,那些共同体的成员聚集一起享受生活的奢侈消费的时刻,对没有共同体也没有奢侈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时代庸俗化的伪节日是对真实对话和天赋的滑稽模仿;它也许煽动起了一种过度经济消费的浪潮,但它们导致的不过是一种幻灭,一种只能被即将到来的一些新的诺言的幻灭所补偿的幻灭。在景观中,现代生存时间的使用价值越低,它的地位就越高,时间现实被替代为时间广告。
  155虽然在古代社会,循环时间的消费和这些社会的真正劳动相一致,但发达经济的虚假循环消费与其生产的抽象的不可逆时间是矛盾的。虽然循环时间是真实经历的不变幻想的时间,但景观时间是在幻想中经历的经常变化的现实的时间。
  156在物的生产过程中那种持续创新的东西在消费中没有被发现,消费展现的只是同样事物的扩展性重复。因为在景观时间中,死劳动持续控制着活劳动,过去持续支配着现在。
  157一般历史生活的缺乏也意味着个体生活至今还没有历史。为引人注目,在景观编剧中竞争着的伪事件并不靠熟悉他们的人为生;由于在景观机器的每一次跳动中他们日益疯狂的更换,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很快被遗忘。同时,真实生活着的东西与社会的正式不可逆时间形式没有关系,与这一时间可消费的副产品的虚假循环节奏相冲突。这一与日常生活分离的个体经历,保持着一种被剥夺了语言、概念、剥夺了通向他自己没有任何记录的过去的批判通道的状态。他没有沟通和交往,总是被误解和忘记,它被不值得注意的景观的伪记忆所窒息。
  158景观,作为瘫痪了历史和记忆,废弃了建立在历史时间基础之上的全部历史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时间的伪意识。
  159为了强迫工人进入商品时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地位,对他们的时间的激烈剥夺就是先决条件。只有在对生产者的最初剥夺之后,时间的新景观形式的强迫接受才变为可能。
  160劳动力的不可取消的生物学限制——不但在它对睡与醒的自然循环的依赖中是明显的,而且在由每个个体生命不可逆时间证实了的人的生命的磨损中也是明显的——但在现代生产制度中它却被作为次要的考虑来处理(只是一种附件)。同样,这些要素在这一生产制度的正式官方宣告中,在体现其不断胜利进程的消费性奖品中都被忽视了。观众的意识固定在它的世界运动的伪造的中心,不再经历作为一种旅程的从自我实现直到死亡的他自己的生活。一旦人放弃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真实生活和生命,他就不再能认识他的死亡。人寿保险只不过暗示了在经济亏损后,没有保证系统一致性时的死亡的有罪;美国式死亡的广告强调了坚持与最大可能数量的生命表象相遇的能力。在广告冲击的全部其他阵线,变老是严格被禁止的。每个人都被激发起了节约他们的“青年资本”的欲望;尽管需细心管理的这一资本,没有一点达到经济资本的持久耐用和无限积累特性的希望。死亡的社会缺席和生命的社会缺席是一致的。
  161正如黑格尔指出,时间必然异化,作为中介,主体通过失去自我又实现了自我,为了变成真正的自我首先要变成他者。在总体的对照中,异化的流行形式被强加于一种疏远现在的生产者身上。这是一种空间的异化,藉此,社会以激进的方式将主体与从主体掠取的活动相分离,实际上也将主体与他自己的时间相分离。这一原则上可以战胜的社会异化,防止并瘫痪了在时间内部的生存异化的可能性和风险。
  162与静观的虚假循环时间的琐碎外表生灭不定的短暂时尚相比,我们时代的重大风格,总是在那种由秘密而又明显的革命必要性所支配的东西中被发现。
  163时间的自然基础,时间流动的真实经历,通过为人的存在变成了人类的和社会的。被劳动的不同阶段所强加的人类实践的局限性,以循环时间和经济生产的分离的不可逆时间的形式,使时间人类化,也使时间非人类化。一种无阶级社会的革命计划,一种包括一切历史生活的革命计划,也是时间的社会测量尺度消亡的计划。这一时间社会测量尺度的消亡有利于一种独立时间的联合——这是一个有趣的个体和集体的不可逆时间的联合——这一独立联合的时间将同时出场。这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在时间中的实现,这一共产主义“废除一切独立的个体存在”。
  164世界已经在梦想这样一种时间,为了真实地经历它,世界只需要充分地意识到它。
第七章
领土治理
无论谁变成了那种习惯于自由且没有被毁灭的城市的统治者,尽管他曾希望毁灭这个城市,他的反叛者总能以它以前自由和古老风俗的名义为自己找到一个反抗的借口,这些自由和习俗从未因时间的流逝和利益的得失被遗忘。无论统治者怎样做或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除非市民被拆开和驱散,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自由和习俗……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165通过冲破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边界,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一统一同时也是庸俗化的扩展和集中的过程。正像为了市场抽象空间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积聚,粉碎了地方性和法律的障碍,冲破了保持着手工艺生产性质的所有中世纪社团的限制,它也消灭了地方性自治和品质。这种匀质化的力量是击倒中国万里长城的重型大炮。
  166为了更加认同自己,尽可能地接近静止单调,商品的自由空间总是处于不断的变更和重建之中。
  167虽然消除了地理学的距离,但这个社会又以景观分离的形式生产出一种新的内在距离。
  168旅游业——打包消费的人类流通,商品流通的副产品——其实不过是去观看什么将变得陈腐庸俗的一种机会。到不同地方去旅游的经济组织已经本质上保证了他们的等值。删除了时间的现代化(这涉及旅游)同时从它自身中也删除了任何真实的空间。
  169塑造自己整个环境的社会,发展出了定形自己真实领土的特殊技术,这一特殊技术已为这同一系列任务的继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城市是自然和人类环境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按照其逻辑的发展,它已达到总体的统治,现在资本主义能够也必须将空间整体重制进它自己的特殊的环境。
  170被都市生活中那种生活的明显僵化形式满足的资本主义的需要,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表述为:一种“空间内的和平共存”对“时间进展中永无休止的生成”的绝对优势。
  171虽然资本主义的全部技术力量都对各种各样的分离形式有贡献,但是城市化对这一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他们的部署准备了场地。城市化是真正分离的技术。
  172都市化是通过原子化的工人解决正在流行的保卫阶级权力问题的现代方法,这一原子化的工人借助于城市生产条件非常危险地被集合起来。不论以任何方式,必须反对工人集合可能性的不懈斗争,在都市化中发现了它活动的最实在的战场。法国大革命以来,为了增加在街道上维持秩序的手段和方法,所有已制定权力的努力,最终在街道的镇压中达到顶点。提出“文明……走上了一条单行道”的蒙福德?刘易斯在其《历史中的城市》中曾指出:“伴随远距离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口的隔离成为一种最有效的控制方法。”但孤独的普遍趋势——都市生活的潜在本质,它必须还包括建立在生产和消费被计划了的需要之上的工人的受控制的重建。这一深入系统内部的重建,意味着把孤独的个人作为孤独的集合而汇集。工厂、文化中心,观光胜地和住宅群开发等都是特定的被设计培育的这一类型的伪商品。同样的集体性孤独甚至在家庭细胞内部已经获胜,在那里,无所不在的景观讯息接收器,用统治性的影像注满了孤独——这一影像正好又从这一孤独中获得了他们的全部力量。
  173先前全部时代的建筑发明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如今新建筑的设计第一次特意是为穷人的。美学上的贫困和这一居住环境新经验的巨大扩展来自于它的大众特性,这一大众特性依次又产生于它的功能和现代建筑条件。这些现代建筑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地把环境转换为一种抽象环境的独裁主义的决策。工业化刚一开始,同样的建筑就在这一国家到处涌现,即使那些在工业化方面非常落后的国家,也被视为移植这一新的社会存在类型的肥沃土壤。在社会物质力量的成长和对这一力量有意识控制进展的持续缺乏之间的矛盾,非常醒目地在都市化的发展、高热原子核反应武器问题和计划生育(在这里操纵遗传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中暴露出来。
  174我们已经生活于城市环境自我毁灭的时代。城市爆炸进入乡村,以“城市残渣的无形大块”(蒙福德?刘易斯语)对乡村的不断覆盖,由消费的规则所控制。汽车的专政——商品丰裕第一阶段的示范产品——已将其标记印刻进高速公路统治的风景中,同时,它也粉碎了古老的城市中心,促进了郊区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再生城市结构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围绕着“分类工厂”飞速结晶——巨大的购物中心建立在偏僻的地方并被停车场的大片田地所包围。但是这些狂热消费的殿堂屈从于同一的不可抵御的离心力,随着城市的局部重建,当他们依次变成负担过重的二级中心时,这种离心运动又同样的废弃他们。但消费的技术体制只是这一普遍分解的最显著的方面:即把城市引向自我消费的程度。
  175以前全部围绕着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发展的经济的历史,达到了同时作废二者的程度。作为超越了纯粹的经济独立运动的总体历?发展的当前瘫痪状态的结果,城市和乡村的开始消失不再代表对他们二者分裂的超越,而是意味着他们的同时瓦解。产生于历史运动失败的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侵蚀,通过这些应该被超越的现存城市现实,非常清楚地反映在覆盖世界最发达工业化地区的他们的腐朽因素的折衷混合物中。
  176世界历史诞生于城市,并在城市战胜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达到成熟。对马克思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优点之一是“乡村对城市的从属”,一种“真正空间的解放”。但是如果城市的历史是自由的历史,那么它也是专制的历史——国家行政部门控制乡村和城市自身的历史。城市作为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的战场,至今还没有赢得过自由。城市是历史的所在地,因为它是过去的意识和创造历史事业可能性的社会权力集中的地方。因此,目前毁灭城市的迫切要求只不过是经济对历史意识从属延迟的另一种标志,只不过是社会重新夺回它异化了权力统一迟缓的另一种标志。
  177“乡村代表了完全的对立:孤独和分离”(《德意志意识形态》)。城市化毁灭了城市并重建了一种伪乡村,一种既缺少传统乡村的自然关系,也缺少历史城市的直接(直接竞争的)社会关系的伪乡村。今天“环境规划”的居住形式和景观控制创造出一种人工的新农民。总是使农民不能采取独立行动,不能成为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的小农阶级的地理上的分散和眼光上的狭窄,现在变成了现代生产者的特征,他们自己制造的这一世界的运动,像农业社会劳动的自然节奏一样是很难达到的。小农阶级是“东方专制”的坚实基础,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分散性产生了通向官僚政治集权的自然趋势。由日益增长的现代国家官僚化所制造的新农民不同于古代的农民,因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他现在的冷漠一定是被人造的和被维持的;他天生的愚昧已被有组织的弄虚作假的景观所替代。这一技术化伪农民的“新城镇”之风景是他们建立的历史时间抑制的突出表达。他们把自己清晰地铭刻进他们自己建立的风景中,这一风景随着历史时间而碎裂;他们的座右铭可能是:“在这一地点将不会有事情发生,并且也不曾有什么发生。”历史缺席的力量开始设计他们自己唯一的风景,因为历史的解放一定会发生在城市,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生。
  178预示着这一黎明的世界的历史,能够使空间服从于直接经验的时间。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地理学的批判,这是通过适合于他们整体历史的占有,而不是他们的劳动的占有,由个人和集体创造的事件和地点的人类地理学的批判。这一新世界不断变化运动的空间和对这一运动规则自由选择的变异,将重建一种地方景色的多样性,这是一种独立而非孤立的地方景色的多样性。这一多样性将复兴真实旅行的可能性——这一旅行在真实生活之内,这种真实生活自身又被理解为在自身之内包含它的全部意义的一种旅行。
  179关于城市化问题的最革命的思想,不是它自己的城市规划专家的、技术的和美学的。它是与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的需要相一致,与反对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需要相一致,与实行对话的需要相一致的重建全部环境的规划。只要他们全面改革了现存环境,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就是实在的;如果他们希望被承认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认识他们自己,他们就不能给自己提出微不足道的任务。
第八章
文化内部的否定和消费
您真的认为我们能够活着看到政治革命吗?我们,这些德国人的同时代人?我的朋友,你相信你愿相信的……让我们判断在它现在历史基础上的德国,并且你肯定不反对它的全部历史都是伪造的,它现在的全部公共生活都不反映人民的真实状况?读一读你喜欢的每一份报纸,你都不能不相信我们从没有停止——并且你必须承认检查制度也不能阻止任何一个人停止——过赞美我们所喜爱的国家的幸福和自由…… 卢格(致马克思的信,1843年3月)
  180在历史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情况下,文化是知识和生命体验表征的一般领域。文化是作为一种独立实体存在的一般化的权力,像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分工的脑力劳动一样。“当人类生活失去了它的统一的权力,当对立失去了他们的现存条件、相互作用并变得自主……”(黑格尔,《关于费希特和谢林体系区别的提纲》)文化就将自己从以神话为基础的社会整体中分离出去。因此,通过赢得它的独立,文化开始了一种自我致富的帝国主义运动,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独立性的衰落。创造相对文化自治和关于这一自治意识形态幻想的历史,也将自己表达为一种文化的历史。这一整个的文化获胜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是它的不足不断暴露的历史,理解为文化自我废除的进行曲。文化是寻求整体性丢失的领域。在这一寻求的过程中,文化作为分离的领域不得不否定自己。
  181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社会的文化内在发展的基本主题,创新总是会胜利。然而不是通过别的而是通过总体的历史运动引起的文化创新(这一历史的总体运动又生成为文化的总体的意识),趋向超越它自己的文化预想并走向对全部分离的压抑。
  182关于社会的知识的迅速扩张,包括历史是文化的潜在基础的理解,导致了一种不可逆性的自知之明,它被表达为上帝的毁灭。但这一“任何批判的第一先决条件”也是没有终结的批判的第一义务。当不存在任何一个立得住脚的行为准则时,文化的每一个结果都推动文化走向它的解体。像哲学一旦它达到了完全的独立,每一个变得自主的学科都必定要瓦解——首先是作为对社会整体能够提供一种连贯性说明的可信的借口;最终甚至作为也许可在它自己的领域使用的片断的方法论。分离文化的合理性的缺乏注定会消失,因为这一文化已体现了一种为理性胜利而做的努力。
  183文化产生于废除了古老世界生活方式的历史,但作为一种分离的领域在一个部分的历史的社会,它的理解力和感官交流不可避免地保持为部分的。文化是没有足够意义的世界的意义。
  184文化历史的终结证明它自己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一是在总体历史内部文化的自我超越的计划;二是对景观沉思来说的作为无生命事物的文化的储藏。第一种趋向把文化的命运与社会批判相联系,第二种趋向把文化的命运与阶级权力的捍卫相联系。
  185文化终结的两种形式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一种整体的存在,不仅在知识的所有方面之内,而且也在感觉表征的所有方面之内,换句话说,在这一词的最宽泛的意义,是在从前被理解为艺术的领域。就知识而论,由碎片组成的知识分支的积聚已不能用,因为对现存条件的赞同最终导致对它自己的知识的拒绝;另一方面,实践的理论独自的接近了这些知识的真理,因为它独自洞悉了这些知识运用的秘密。就感觉表征方面而言,社会前共同语言(langage commun)批判的自我毁灭在商品景观中与它的人工重建(非生命之物的幻想的表征)是对立的。
  186一旦社会失去它以神话为基础的共同体,它也就失去了真正共同语言的全部参考要点,直至静止共同体(communaute' inactive)内部的分裂被真实历史共同体的开幕式所超越。当从它的原初宗教宇宙中浮现出来,变成了分离著作的个体生产的艺术——社会无为的共同语言在现代的意义上变成独立艺术时,作为分离的领域,它也变得屈从于统治整个分离文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艺术独立的宣言也是它的终结的开始。
  187全部艺术现代解体和毁灭的积极意义是交往(communication)语言的丧失。这一发展的消极含意是:从历史的艺术观点看,对于那些没有真实对话经历,又接受生活的匮乏为必然的他人而言,那总是迟迟出场的、新的共同语言在单边结论的形式中没有被发现,但这一共同语言在将直接行动和与其自己相称的语言统一在一起的实践中被发现。问题的关键是至今真正地占有对话共同体及与时间游戏关系的,只不过是在诗歌和艺术的作品中被表现过的东西而已。
  188当艺术独立并以五彩缤纷的色彩描绘它的世界,生活的这一时刻就已变老。但五彩缤纷的色彩不可能使这一时刻返老还童。它只能在记忆中被唤起。艺术的伟大只是出现于生活的黄昏。
  189侵入艺术的历史时间首次在艺术自身领域证明自己,开始于巴洛克时期。巴洛克艺术是与最后的神话秩序的崩溃相一致的失去其中心的那个世界的艺术,这一最后的神话秩序,作为统一基督教与帝国幽灵的中世纪的合成物,协调了即是天堂又是现世的政府。变化的艺术必然体现了在世界上呈现的同样昙花一现的事物。正如吉尼奥?道奥斯指出的它选择“生活而不是不朽”。戏剧和音乐节或者戏剧性的节日是巴洛克艺术的显著成就,在那里每一个特殊艺术表达的唯一目的都是有助于场景的布局,这一场景必须作为它自己的一致的中心;这一中心是一种通道(passage),一种在全面的动态无序状态内即将来临的平衡之表达的通道。在当代美学争论中过分夸大巴洛克概念的重要性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艺术的古典主义不再可能。过去三个世纪期间建立标准化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企图,不过是操着国家官方语言的短命的人为的模仿(不管它是以绝对君主专制的形式还是借披着古罗马外衣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形式)。最终沿着巴洛克的常规发展道路而来的是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否定的艺术,从浪漫主义到立体主义,它们不断地更新它们的攻击形式,直至粉碎和毁灭了整个艺术领域。与精英分子的内在交流相联系,在偏爱嬉戏环境中有着半独立的社会基础并被最后的贵族所经验的历史艺术的消失,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缺乏本体论性质的阶级力量——这一基础扎根于单纯经济管理的力量是全部人类自制力丧失的症候。长期以来,巴洛克艺术在艺术创作的世界丢失的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对过去艺术总体的批发消费中被重新发现。当所有过去的艺术被历史的认可和鉴赏,并回顾性地被重新划分为唯一的“世界艺术”的阶段,巴洛克艺术就被合并进一种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将自己视为巴洛克艺术体系的全球无序状态之中,这一巴洛克艺术体系是真正的巴洛克艺术产品和它的全部复兴物的大混合。今天,所有时代、所有文明的艺术第一次可以同时被认识和接受,但一旦这种艺术历史的“纪念品收藏”成为可能,这也就意味着艺术世界终结。在这一艺术沟通不再可能的博物馆时代,每一个和所有以前艺术的瞬间或表达,都可以被作为价值相等的东西来接受,因为,在沟通的普遍先决条件已经丧失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再遭受他自己沟通的特殊能力丧失之痛苦。
  190艺术解体的时期——在历史的社会内部寻求艺术超越的否定运动(在这一社会历史尚没有直接被经历)——是立刻变化的艺术和变化的不可能性的纯粹表达。它的抱负越宏伟,它的真实实现就越是超越了它。这一艺术必然是先锋,但同时又不真实存在。它的先锋就是它的消失。
  191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标志着现代艺术终结的两种趋势。尽管他们只是部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代最后的最强烈的进攻;并且将他们限制于他们所宣告的真正衰朽的艺术领域的这一运动的失败,是对他们定位的基本理由。在历史上,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彼此联系又相互对立的。这一对立包括了这两个运动最重要和激进的贡献,但它也显示了他们单方面批判的内在不足。达达主义企图废除没有实现达达主义的艺术;超现实主义企图实现没有废除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稍后由情境主义者所发展的批判立场显示:艺术的废除和实现是艺术超越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192以凝固形式保藏过去的文化,包括被增选的它的否定性表现形式之改写的景观消费,在文化领域公然表达出景观在其整体性中所暗示的东西:不能沟通(communication)的沟通。对语言最极端的破坏公开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因为问题在于,它宣扬了与占统治地位的现状的和解,在那里全部沟通都被得意洋洋地宣布为缺席。毁灭这一现代诗歌和艺术的真实生活的批判真理明显是被隐藏的,因为景观的功能就是运用文化去埋葬全部历史的记忆,就是将它的基本策略运用于它的现代派的伪创新的提升。因此,为了它自己的缘故,坦率承认只注视书面文字的新文学学派,将自己作为有点新的东西展现出来。同时,与这一简单宣称相并肩的是沟通的死亡,它有自己独有的足够的美丽,景观文化最现代的趋势——也是与社会一般组织的压抑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借助于“集体计划”寻求重建由零碎物和废弃物等元素构成的复杂的新艺术环境,已在都市生活的整合艺术废料或美学技术形式的混合物的企图被看到。这是一种表达,一种在景观伪文化领域的表达,一种将碎片式的工人改铸成“社会的完整个性”的发达资本主义普遍计划中的表达,这一趋势已为美国社会学家(瑞斯曼?怀特等)所描述。这是一个到处都同样的计划:重建没有共同体的社会。
  193当文化仅仅变成了商品,它必定也变成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克拉克?凯乐,预见这一趋势的第一流的思想家曾计算这一复杂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占美国年总产量的29%;并且他预言在下半世纪文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作用在上半个世纪是通过汽车,在前一个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是通过铁路运输。
  194在发展景观思想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知识分支的任务就是证明没有正当性的社会是正当的,并建立起一种伪意识的一般科学。这一思想完全被在景观体系中既不可能也不希望理解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事实所制约。
  195表象社会组织的官方思想自身是被由它辩护的一般化的潜沟通弄得晦涩难懂的。它不能理解在它的世界,斗争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源头。景观权力专家在单面沟通的景观语言领域是绝对的,通过蔑视他们的体验及这一蔑视的成功,景观专家是绝对地腐败的。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蔑视已被他们所熟悉的只配被鄙视的个人——真正的观众所证实。
  196当景观体制的真实成功形成了新的难题,一种新的分离任务在这一体制的专门化思想内部显现出来。一方面,借助于分离的概念和物质工具,仅仅研究分离的现代社会学采取了一种景观的景观式批评;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学科中,产生了一种景观辩护学——一种没有头脑的思想,一种关于全部历史实践的强加的正式健忘症。但是,非辩证批判的虚假绝望和明显推进体制的虚假乐观主义同样都是屈从的思想。
  197开始提出由现代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首先是在美国)关于生存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家,已整理了大量经验材料,但不能理解他们所研究的这一课题的真正本质,因为他们不能认识到内在于这一课题的批判。结果,那些真诚的希望改革这一环境的社会学家,只能求助于道德准则、常识、适度等其他不能充分处理这一问题的标准和尺度。因为,这一批判方法没有意识到自己领域中心的消极性,它集中描述和深表痛惜是一种多余的消极性,像非理性寄生的害虫一样它似乎只是枯萎了这一世界的外表。这个愤慨地善良意志,即使在它自己道德化的框架内,最后也只是指责这一体系的外在结果,只有当这一批判不理睬它的方法和设想的本质辩护特性时,才能将其视为批判的。
  198那些公开指责丰裕社会刺激浪费为荒谬和危险的人,不理解浪费的意义。他们以经济合理性的名义忘恩负义地谴责忠实可靠的非理性的监护人,而正是非理性的监护人阻止了这一经济合理性力量的垮台。例如,丹尼尔?保斯登在《影像》一书中描述了美国社会的景观商品消费,但他没有达到景观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将私生活和“最诚实商品”与他所痛心的“过度(exage'ration)”区分开。他不理解商品自己制定的法律通过其“诚实”的运用,产生了一种非常鲜明的私人生活现实,继而又通过映像的社会消费完成了对这一现实的占领。
  199保斯登描写的与我们无关的世界的过度,就好像过度与我们的世界无关一样。但像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预言家一样,当他指责作为我们“放纵欲望”的一种产物的肤浅的影像统治时,他已含蓄地将这些过度与无论在他的书中还是在他的时代都没有任何真实性的“正常”生活进行了对照。保斯登没有办法理解影像社会的全部深刻性,因为他所谈到的真实的人类生活对他来说是在过去,包括宗教顺从的过去。这一社会的真理不过是这一社会的否定。
  200认为能够将运行着的工业合理性,个别地从整体社会生活中隔离出来的社会学,同样也将传播与复制的技术看作普遍工业发展的自主性。因此,保斯登推断他所描写的这种情形是由一种不幸的遭遇引起的,但这是一种偶然的遭遇,一种过度的影像扩散技术与今天部分公众中过度的激情主义欲望的遭遇。所以,景观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即现代人太过于做一个观众。保斯登不能理解预制“伪事件”的分蘖繁殖,他的谴责来自于这一简单事实:现在社会存在的无法抵抗的现实,阻止人们自己生活于自己的事件之中。因为历史本身像一个幽灵一样神出鬼没于现代社会,为了保存将要来临的凝固的时间的平衡,伪历史不得不在每一个层次上被编造。
  201结构主义者制度化的流行趋势或明或暗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即历史时间的直接凝固将永恒持续。结构主义反历史的思想相信系统的永恒在场,它永不创造也永无终结。全部社会实践都不知不觉被先前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幻想,建立在由语言学和人类学发展出的结构模式的不合理类比之上——即使这一模式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运行——这一模式在其原初语境中就已被误用。这一谬误的推理来自于解释这一思想的学院小职员的狭小智力与想象力,这一小职员如此彻底地被对现存制度的令人敬畏的庆典所吸引,而在这一制度中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将全部现实简化这一制度的存在。
  202为了理解“结构主义的”范畴,人们必须牢记这些范畴,像每一门历史社会科学一样,这些范畴都反思了存在的条件和形式。正像人们不能根据一个人自己的观念判断他的价值一样,人也不能通过认为自己对自己说的话就是绝对真实的,来判断和赞美这个特定的社会。“我们不能根据它自己的意识判断这一变革的时代,相反,这一意识必须根据物质生活的矛盾来解释。”结构是现存权力的后裔。结构主义是被国家认购的思想。这一思想形式将景观“沟通”的现代条件看作绝对。它研究信息密码的方法,本质上不过是对那种沟通采取了等级信号层叠形式的社会的认可和产物。结构主义不能证明景观社会超历史的合法性,相反,它是景观的社会将自己强加于它的压倒性现实之上的、证实了结构主义的冰冷梦想的景观社会。
  203毋庸置疑,景观的批判概念非常容易变成一种社会学、政治学修辞的虚伪空洞的套语,去抽象地解释和指责一切事情,所以它常常是用来强化景观体系的。很明显没有思想能够超越现存的景观,但却有超越关于景观的现存思想。为了有效地消灭景观社会,需要的是把实践的力量置入行动中。只有与社会一切否定的实际潮流相联合,景观的批判理论才可能是真实的;并且这一否定,这一革命阶级斗争的重新复兴,应通过发展景观批判变成自己的意识,景观的批判是关于它自己真实条件(现存压迫的实际条件)的理论,并且相反地,它还要揭开这个否定到底是什么这一神秘的面纱。这一理论不能期望来自工人阶级的奇迹。它必须正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实现和再形成。为了使在这里被定义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斗争之间的人为区别显示出来,这一理论的真正规划和传播不能没有严酷的实践而被设想,可以肯定的是,朦胧的、艰难的批判理论的道路一定也是按照社会规模行动的实践活动的命运。
  204批判理论必须在其自己的语言中自我沟通——这是矛盾的语言,它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辩证的。它是总体的批判也是历史的批判。它不是“写作的零度”,而是它的颠覆。它不是一种风格的否定,而是一种否定的风格。
205辩证理论的真正风格是一种丑闻,是对语言的流行标准及由这些标准所塑造的敏感性的憎恨。因为当它使用现存的具体的概念时,它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流动性及他们必然的毁灭。
  206这种包含一种自我批判的风格,必须表达为超越了它的全部过去的现代批判。辩证理论的真正阐明模式显示了其内部的否定精神。“真理不像那些已完成的产品,在其中人们不再能够发现制造它的工具的任何踪迹”(黑格尔)。这一运动的真实踪迹十分明显的理论意识被一种已确立关系的颠倒所证明,这种关系就是在概念和异轨(de'tournement)先前批判的全部成就之间已确立的关系。黑格尔的颠倒属格式的实践,是一种历史革命的表达,尽管这一表达仅被限制在思想形式方面。由于受费尔巴哈系统地主词和谓词颠倒方法的鼓励,青年马克思达到了这种反叛的风格中最恰到好处运用:因此“贫困的哲学”变成了“哲学的贫困”。异轨重新激进化了已被石化为可尊敬的真理的先前的批判结论,并将它们转变为谎言。基尔凯郭尔曾故意使用它,尽管他也公开指责它:“然而不管你怎样游历和迂回,正如果酱总要放回食品室一样,你最后总要引入很少一点措词,一点并非你自己的,又唤醒令人烦扰的记忆的措词”(《哲学片断》)。正如他在这本书别处所承认的,这一异轨的运用,需要与那种无论怎样都会变成一种官方真理的东西保持着距离:“人们可更进一步谈论我把许多虚构的陈述,引入我说明的关于你的大量非难,我不否认我做的这些,事实上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这一著作的下一章节,如果我不断地写这样的章节,我打算用它的真实名称来命名它,并以历史的服装遮盖难题。”
  207思想在改进,词义参与了这一改进。剽窃是必然的,进步依靠它。它拥抱作者的措词,使用了他的表达,抹去了错误的思想并用正确的替代之。
  208异轨是引用的对立面,是诉诸理论权威的对立面,而理论权威必然会为这一简单事实所败坏,即它变成可引用的了——这一引用是从它自己的发展与背景中撕下来的一个片断,最后是从它那个时期的一般结构,从这一结构内部它所代表的特定选择(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中撕下来的一个片断。异轨是反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弹性的语言。它显现于那种意识到它没有能力宣示任何最后的确定性的沟通类型之中。它是一种不可能也不需要被任何以前的或在批判之上的引用所证实的语言,相反,它自己的内在一致和实践效能却是对已被重建的先前真理核心的确认。异轨将它的根据仅仅立基于作为目前批判的它自己的真理之上。
  209在系统表达的理论中,展开的异轨要素驳斥了某一理论将永远独立的任何概念。通过将瓦解和推翻每一种现存秩序的猛烈颠覆的同一风格的异轨引进理论领地,异轨担任了提醒人的职务:理论本质上什么也不是,它只有通过历史行动,通过真正忠诚的对历史的校正,才能实现自身。
  210文化的真实价值只能通过否定文化来保持,但这一否定不再是文化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发生在文化内部,但它指向对它的超越。
  211在矛盾的语言中,文化的批判是一种统一的批判,说其是统一的是因为它支配文化的整体——作为知识的文化和作为诗歌的文化——并且还因为它不再把自己同社会整体的批判相分离。统一的理论批判独自地去会见了统一的社会实践。
第九章
物化的意识形态
自我意识自在,因为这一事实,它又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也就是说,它只是被承认或“认可”。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212在充满冲突的历史过程中,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思想的基础。意识形态的表达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它代表了一种现实的扭曲意识,并且它同样是依次产生实际扭曲影响的真实因素。这种相互联系随着景观的来临被强化。景观——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
  213当意识形态——普遍抽象意志和与普遍抽象意志联合的幻想被盛行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抽象和幻想的有效专制合法化时,它不再是断断续续的唯意志主义的斗争,而是它的胜利。意识形态的要求获得了一种单调的实证主义的正确性:它们不再代表历史的选择,而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意识形态的特殊名称趋于消失。甚至特定意识形态劳动的作用在对制度的服务中也只不过是对简化为“认识论基础”的认可,这一认识论基础自认为已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现象。物化的意识形态没有名称,正如它没有可表达的历史议程。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的另一种说法。
  214意识形态,因其整个内在逻辑导致的,由曼海姆称为“总体的意识形态”——迫使自己作为僵化总体的伪知识,作为一种极权主义世界观的一种未完成的专制,在非历史的凝固化了的景观中达到了顶点。它的顶点也是总体在社会内的瓦解。当社会自身已实际瓦解,意识形态——妨碍历史生活的最后的非理性——也必定会消失。
  215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景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分离和疏远的实质性表达”。集中于景观的“欺骗的新权力”以“作为物的大量增加”的生产制度为基础,“同样人也屈从于这一异化的力量”。这是一种需要与生活为敌的扩张的最高的阶段。“对金钱的需要因而是被政治经济学所创造的真正的需要,并且是它创造的唯一的需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真正哲学》中将金钱描述为“无生命东西的自动的生命”的特性,现在已经被景观扩展延伸至全部社会生活中。
  216和费尔巴哈提纲(哲学在实践中的实现取代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勾勒的规划相反,景观保持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并将他们强加在它的世界伪具体之中。旧唯物主义的静观的一面设想世界为一种表象而不是活动——并最终理想化物质——在景观中被完成,在那里具体的物,自动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相反,唯心主义梦想的活动也同样在景观中被完成,通过符号和信号的技术媒介——最终物质化了抽象的理想。
  217在加贝尔(Gabel)的《虚假意识》中被证明了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相似,应该在经济的意识形态物化语境中被理解。社会变成了意识形态已是什么。实践的免除及由此产生的反辩证法的虚假意识,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被强迫去服从景观——这一屈从系统地毁灭了“冲突能力”并以一种社会的幻觉取代了它:一种冲突的伪意识,一种“冲突的幻想”。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再被其他人所认识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变得不可能认识他自己的实在。意识形态当家作主;分离建立了它自己的世界。
  218加贝尔曾说:“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说明中,总体辩证法的解体(伴随着作为其极端形式的分裂)和生成辩证法的解体(伴随着作为其极端形式的紧张症)似乎是紧密相联的。”囚禁于单调世界中,被迷惑住他的景观银幕所束缚的观众,不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使他服从于关于他们的商品和他们商品的政治学的单边独白的虚构的演说者。整体的景观是观众的“镜像(signe du miroir)”。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逃避了普遍孤独症(自我中心主义)的编剧。
  219景观通过碾碎被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所困扰的自我,抹煞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过抑制由表象组织所坚持的、在谎言的真实出场笼罩之下的所有直接的经验事实,抹煞了真与假的界限。消极接受日常现实异化的个体,通过求助于虚幻的魔术般的技术,被推向了反应这一命运的一种疯狂。对一种无法回答的沟通的虚假反应的本质是对商品的消费和接受。消费者所经历的难以抵御的模仿的需要,是一种由他的基本剥夺的全部方面决定了的真正幼稚的需要。正如加贝尔在描述完全不同的病理水平时所指出的:“对于表象来说,变态的需要补偿了处于生活边缘的人的苦恼的感情。”
  220与不能真正认识自己虚假意识的逻辑相反,不能真正认识自身寻求的关于景观批判的真理必定也是一种真正的批判。它必须实际地与景观不可调和的敌人进行斗争,并承认没有这些敌人它也不存在。当它使自己陷入肮脏的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或毫无价值的虚假革命的共同行动时,为了即刻的效果,那些被抽象的欲望驱使的人接受了统治思想的法则——唯一现在的观点。这样,极度的兴奋就可能重新出现在那宣布反对它的阵营中。相反,寻求超越景观的批判必须知道如何去等待。
  221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是一种来自于物质基础的倒置真理的解放。这一“在世界中确立真理的历史使命”,既不能由孤独的个体,也不能由被操纵的原子化的大众来完成,它只能并总是由将全部力量还原为实现了民主的非异化形式的、能够消灭全部阶级的一个阶级来完成,即委员会,它以实践的理论证实自己并审视自己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个体“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只有当对话武装起自己去准备自己的胜利条件时,才是可能的。

[1]德波导演的作品有:《居伊德波的艺术与时代》 (1995)、《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 (1978) 、《驳斥所有对〈景观社会〉电影的判断,无论褒贬》(1975) 《景观社会》(1973)、《分离批判》 (1961) 、《关于在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1959)、《隆迪的狂吠》(1952)。
[2] 1989年为纪念山形市建市100周年而始办的山形国际记录片电影节(YIDFF)是亚洲第一个专门针对记录片的电影节,该电影节将聚焦全世界优秀的作品,不断向大众展示记录片电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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